四、《史记》楷模作用二:突出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
    高度重视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史记》在构史体系上“成一家之言”的又一突出表现。司马迁创立的体裁通常被称作“纪传体”,这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史记》尤重历史人物活动的记载这一本质特征的概括。白寿彝对此评论说:“这虽不够全面,但《史记》是以历史人物的传记占最大的比重,而纪和传这两种形式的并用也是对后来史书的编写最有影响的体裁。”[13](P874)以往,刘知幾所言“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是说按传统学者的认识,纪与传的关系有如经学上经与传的关系。而我们今天则可以有新的理解:“纪”写出历史进程的大纲,好比史书的骨架;“传”则表现复杂、细致的人物活动,构成史书饱满的血肉。两者结合,可以充分显示客观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这应是纪传体在历史编纂上真价值之所在。
    先秦史书的主要形式是编年体,代表作为《春秋》、《左传》,以时间为线索记载史事发生的先后。至司马迁则焕发出新的智慧,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从原先以时间先后为主要视角,到以人物的活动为主要视角,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是战国、秦汉时期人的作用在历史变局中骤然凸显这一深刻变化在历史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换言之,司马迁的智慧是在时代推动下形成的。赵翼对于战国、秦汉时期人的活动的展现有过精致的论述,他指出,汉初诸臣出身高门者只有张良(韩相之子),而像萧何、曹参、周苛等则仅为吏掾、卒史之类下级官吏。“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此前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种由古代世侯世卿到布衣而登将相局面的巨大变化乃始于战国。其时,“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自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至秦末天下大乱,“于是高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自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9](卷2,“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出身下层的贤能卓异之士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迥异于前代的历史新局面,必然要反映到史学家的头脑之中,为了再现这种历史的新特点,要求历史编纂思想的提升和编纂方法的创新。以往的编年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能够清楚地叙述史事发生的先后。但它有两大缺陷无法解决:一是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前后的活动往往历经多年,势必造成一事隔越数卷,前后难稽,而致前因后果不明,历史演进的主线模糊;二是无法将同类事件或人物活动恰当组织,使之在史书中有次序地展开。如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秦的崛起、秦末的群雄角逐、楚汉战争、汉初治国政策的施行、汉武帝时的推进国家统一、开拓疆土等,难以在史书中作恰当的安排。在司马迁之前,其父司马谈已经特别关注到史书要将记载明主忠臣的活动作为重要撰述任务,《太史公自序》中郑重地记载了父亲临终的遗教:“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正是对其先父遗愿的圆满实现,也是对历史编纂的重大推进。司马迁记载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杰出人物活动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本纪”、“世家”、“列传”中所占分量之重即可见其大端。《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孝文本纪》等篇,都兼具史事纲领和人物传记二者相结合的特点。《孔子世家》、《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曹丞相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世家》等,均属运用典型的记载人物的手法。而七十列传更是在史学史上开创了专记人物活动的巨幅历史画卷,意义更为深远。仅司马迁为各篇“列传”精心撰写的“撰述义旨”,汇集在《太史公自序》中,起自“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迄于“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七十》”,即俨然为我们提供了先秦以来各方面历史人物卓越建树和性格特征的全体造型图。
    司马迁描写历史人物有很高明的手法,刻画生动逼真。《史记》笔下的信陵君、侯嬴、廉颇、蔺相如、荆轲、项羽、刘邦、韩信、樊哙、周亚夫、汲黯、李广等的形象,使人感到栩栩如生,难以忘怀,不仅为传记文学开辟了天地,还使大量的戏剧、电影、电视剧作品以之取材。而从史学的角度看,《史记》更善于透过人物的言语、活动和遭遇,去表现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特点,去说明、判断历史问题,揭示历史事件成败和盛衰变化的深层原因[13](P874—875)。我们可以举出以下不同类型的人物略作评价。
    商鞅和李斯是在秦国崛起及后来统一中国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司马迁对商鞅评价很高,称“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1](卷130,《太史公自序》)。《商君列传》详细记述提出变法的原委,商鞅先后两次变法所实行的奖励耕战、废除贵族特权、移风易俗等内容,写商鞅在关键时刻以历史经验作有力论据,驳倒保守派人物甘龙、杜挚的阻挠,特别是写出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显著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后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一举而使秦成为西方强国,称雄于诸侯,逐步蚕食六国,走向兼并天下的道路。李斯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总参谋长,如《太史公自序》所言:“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前后三十年,从秦实现统一到诸侯反秦前后两大变局,他都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司马迁以鲜明的倾向性和生动的史实,分别写出李斯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功与过,实则借此以显示秦政权前后成败的关键,因此这篇《李斯列传》实应与《秦始皇本纪》并读,以收相互发明之效。司马迁鄙视李斯利欲熏心的性格,且道出这是他最后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而贯穿全篇传的中心,则是李斯的政治活动,以此反映他的时代。开始写李斯之所以告别其师荀卿、决计入秦,即因为看清“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而秦“欲吞天下,称帝而治”之势已成,故决计入秦,欲佐秦以统一天下,交代这一背景为全篇奠定了基调。司马迁从大处落笔,肯定李斯的三项功绩:一是劝说秦王嬴政把握有利时机,下定兼并六国的决心,并献离间六国君臣、分别击溃之策。于是大得秦王信任,拜为客卿。二是谏阻逐客。警告如果实行不问曲直、为客皆逐的法令,后果必是断送统一事业。此后二十年,秦始皇用李斯计谋,完成统一大业。三是秦皇朝建立后,李斯任丞相,反对实行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又统一法令制度,统一文字,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并六国后,时势已发生绝大变化,李斯却不以安民抚民为务,反而继续其暴力统治政策:“禁《诗》、《书》、百家之语以愚黔首”;“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身为丞相竟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太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暴虐无道,李斯因贪恋权势,处处阿意求荣,上书引申、韩之说,主张对臣下督责重罚,排斥仁义之人,谏说之法,死节之行。遂使秦国“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李斯助纣为虐的结果,终遭赵高构害,具五刑,腰斩咸阳市。司马迁对《李斯列传》的结尾也作了精心安排,并不止于李斯受刑被斩,而一直写到李斯死后,赵高令秦二世自杀,孺子婴用计杀死赵高,沛公入关,孺子婴自系其颈迎降。何以在李斯传中要完整地写出秦由成功到败亡的结局呢?恰恰在这里反映了司马迁编纂思想的卓越之处,他为此独运匠心,是要深刻地总结秦朝成败的教训,明确揭示秦统一后治国政策应废除苛政,转向安民、抚民这一关键问题。
    在秦汉之际历史变局中,首先点燃起反秦烈火的,是慵耕出身的英雄人物陈胜,他在大泽乡带领九百名被秦朝暴政逼得无有活路的戍卒,揭竿而起,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反秦浪潮,终于推翻了貌似不可一世的强秦的统治。对于这场历史上空前的人民起义的壮举和陈胜首先发难的大无畏精神,司马迁满腔热忱地歌颂,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其编纂思想达到的非凡高度保证了这篇传记的成功。《太史公自序》将陈涉揭起反秦起义大旗与历史上备受颂扬的“汤、武革命”相比拟: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史家,却持有这种热情歌颂人民起义的进步立场和编纂上的特识,实在难能可贵。而后代有的评论者,却拘守“世家”应专记诸侯和勋贵的事迹,批评司马迁破例立《陈涉世家》为不当,则恰恰反衬出批评者见识的浅陋。司马迁以他确定的编纂思想为指导,详细叙写了首倡起义的周密组织、发动群众充满戏剧性的场面和曲折过程,又生动地刻画了陈胜富有反抗精神的鲜明个性,对其因犯下过失、误杀昔日傭耕伙伴,致使“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也如实直书。轰轰烈烈的历史功绩与生动真实的人物性格相交织和映衬,诚为《史记》全书增色不少。司马迁在篇末概括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诸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对这位反秦先驱者和农民起义英雄的历史功绩准确定位,也与《太史公自序》中称颂其与汤、武革命相比拟的撰述义旨作了有力的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高度评价陈涉的历史地位实际上被班固所继承,《汉书》因反映新的时代特点而取消“世家”的体例,但设置《陈胜项籍传》,作为全部汉代人物传记的首篇,这种安排正表明将陈胜视为开创秦汉之际历史变局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