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世界历史，大大小小的种族和部落历经数个世纪的冲突和联合，终于组成100多个国家。在50年前，世界更进一步归属于两个起高度统合作用的国家集团和泛人类的意识形态。随着冷战的结束，中世纪以来长期演化而形成的这个国际关系体系解体了。中世纪所特有的现象在那些过去被强迫整合而不是自然演化整合的地区，特别是在那些历史上多事的敌对种族、宗教和文化接攘的边缘地带死灰复燃，政治分裂和冲突加剧了。这就是希伯莱大学丁·范克雷韦尔德所称的“新中世纪主义”。中世纪的时代特征是政治分裂和地方主义。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开启了政治分裂的进程。民族意识的抬头和民主化分权运动也促使地方主义和自治运动的兴起。
    可以看出，发生上述原因还包括：冷战结束以后，原来对这些形式的冲突具有压制作用的带有国际主义和泛人类倾向的超级意识形态的解体，以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反抗以及对现代性的抵触，例如在伊朗、阿富汗和阿尔及利亚等。再次，是由于冷战后又出现了一批国家，这些国家大都以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历史传统等为依据，从更大的政治实体中分裂出来。这种地区性分裂，一方面是西方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政策的鼓励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受到诸如民族自决和人权等这些理论的影响。
    新中世纪主义在思想信仰上表现为原教旨主义的抬头和从宗教宽容的立场上后退。在政治上体现为占山为王和封建城堡主义，它强调狭隘民族和地区利益，主张政治分裂。部落主义认为不同种族和宗教集团之间的利益和冲突不可调合，因此拼命把异己的种族和宗教集团排斥于其居住地区之外。这种狭隘落后的意识往往还伴随着一些为夺取权力而不惜把该地区投入大规模流血冲突的野心家的堀起。人类文明在这些地区似乎倒退到没有现代国家法制的中世纪甚至原始时代。新中世纪主义和部落主义力图以极端的手段来恢复其族群在经济和政治现代化中失去的历史上曾有的文化的、宗教的和种族的权利。这种思潮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相左，也违背左派国际主义倾向。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台独势力的兴起也是受到了这股逆流的影响。
    但是，这股逆流到21世纪初将减退。过去50年对约300年来的民族和宗教群体的跟踪记录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民族战争的爆发，是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长期趋势发展的高潮。冷战结束后，制约这些冲突的两大阵营分垒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崩溃，使战争爆发出来了。1988年到1992年，在原苏联地区发生了十几场新的民族战争，在南半球则出现了二十几场民族战争。但是到90年代末，民族群体采取的常见战略由武装冲突变为一般政治斗争。基于民族的新抗议活动也由80年代末的每年10次减为1995年末的每年4次。科索沃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的鼓动。从1993年到2000年民族自决战争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在90年代，16场分离主义战争通过谈判得到和平解决，另有10场战争通过停火和持续的谈判得到控制。基于宗教和民族的冲突与战争在世纪之交的减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种新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的原则是通过国家权力下放来处理分裂国家的威胁，通过承认群体的权利和分权来限制民族间为得到国家权力和资源而斗争，例如在北爱尔兰出现的和平进程。在一些地区，如原南斯拉夫，则是在西方强国对冲突一方的强力支持下而获得暂时解决的。
    可以看到，当代世界历史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动向，造成这些新动向的最重要的力量是信息技术革命。信息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同300年前兴起的那场造成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工业化浪潮相比。新的信息技术正日益使世界成为互相联系的整体，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正给人类文明和国际关系诸方面带来划时代的变化。从短期来讲，信息技术领域的发明创新所引起的产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运动，正造成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重要调整。新一轮的世界财富的重新划分已来临，这对正致力于现代化的我国即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次新的产业革命的契机，利用“后发的优势”，我国将能够在未来20年至50年内，从目前的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跃入新兴产业发达的主要国家之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开放而又勇于创新，并把握时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