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劳动
    按照基督教教义，懒惰是灵魂的敌人，劳动是培养谦卑品格的途径。在小亚细亚的早期修道士巴西勒（约330-379）为修道生活所规定的守则中，从事体力劳动列在首位。《本笃会规》将劳作与祈祷、学习并列为修道的三项内容。比德认为，修道院院长与贵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不劳而获，而前者自食其力。在当时，所谓劳动主要是从事维持生计的农业田间劳作。早期修道士确如比德所言是自食其力的，但到6世纪至8世纪，修道士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明显减少，修道生活以阅读和抄写经文、描绘和装帧经书为主要内容。
    克吕尼运动既以恢复原始修道传统为口号，自然提倡修道士参加体力劳动，但同样不久即自食其言。克吕尼派修道院以热衷圣事著称，在每天的作息表上，唱诗、做弥撒、公共祈祷至少占8小时，个人祈祷、读经、抄写和绘画又占相当时间，剩下的时间只够睡眠和吃饭。在“功课压得人透不过气”的情况下，劳动只是偶一为之的莳弄花草，采摘蔬果，与其说是劳动，毋宁说是休息。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公开宣称，修道士娇贵的双手更适合于文墨而非稼樯，对体力劳动之轻视于此可见（注：劳伦斯：《中世纪修道运动》，第115页。）。
    克吕尼派修道士既不事生产，便只能寄食于人，这使他们深受诟病。批判者认为，劳动是上帝赐予修道士的权利，如果修道士不珍惜这种权利，势必失去上帝恩宠。西多派认为，四体不勤是克吕尼修道院的主要劣迹，也是该派修道士变得寡廉鲜耻、贪婪蛮横的原因所在（注：布伦达·博顿：《中世纪宗教改革》，第211-212页。）。早期西多派修道士选择荒无人烟的沼泽之地安营扎寨，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亲手排水垦田，播种收割，将艰苦的磨砺视为救赎灵魂、涵养品性的最佳途径。他们把体力劳动当作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1118年比利时修道士威廉来到西多派明谷修道院，他发现“无人游手好闲，也无人睡懒觉或只顾祈祷，兄弟们都在忙着耕地播种、伐林开荒、清除荆棘杂草”（注：P.沙夫：《基督教会史》（P.Schaff,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第5卷，密执根1987年版，第347页。）。西多派这种勤劳仆素的生活方式对满怀理想的真正修道士颇具吸引力，一些对克吕尼修道院“令人窒息”的空气无法忍受的修道士纷纷归附。但西多派的勤劳没有坚持许久。12世纪中期起，西多派修道院普遍收留“世俗兄弟”，这些来自社会下层的信众无须立三项誓愿，也无须参加集体宗教活动，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劳动。1167年明谷修道院有修道士140名，而“世俗兄弟”多达500人（注：F.M.波维克编：《瓦尔特·丹尼尔记述的明谷修道士阿尔弗莱德的生平》（F.M.Powick,The Life of Ailred of Rievaulx by Walter Daniel），伦敦1950年版，第38页。）。与此同时，庞蒂尼修道院修道士为100名，“世俗兄弟”则为300名。1224年希梅罗德修道院有修道士60人，却有“世俗兄弟”200人（注：苏伦斯：《中世纪修道运动》，第178-179页。）。在有着大量“世俗兄弟”的修道院，修道士不再参加体力劳动，完全由“世俗兄弟”供养。祈祷、读经等圣事高于劳动的观念在西多派修道士中也逐渐形成。
    4.参与世俗活动
    在神学家看来，修道士既已献身于上帝，便应心无旁骛，完全脱离世俗生活。修道制度奠基人之一卡西安曾说过：“我们的追求目标是上帝之国，但首要的是净化心灵，没有纯洁的心灵便无法达到目标。任何影响心灵安宁的东西，无论看起来多么有用甚至必要，都是应当摒弃的废物。我们的中心任务和坚定不移的追求是时刻使心灵贴近上帝，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甚至是有害的。当上帝说‘你们终日碌碌，其实只有一件事真正必要’时，他所指的绝非现实生活……为卑微的肉体所拖累的人无法在默祷中贴近上帝并与之融为一体。我们应该知道把自己的灵魂引向何处，把自己的心思用在何处。我们为知道这一点而欢愉，为背离这一点而羞惭，为自己的目光曾有片刻离开了上帝而痛悔不已。”（注：戴维·诺尔斯：《基督教修道运动》，第17-19页。）持同样观点的并不限于神学家。452年罗马皇帝瓦伦蒂尼恩三世曾明令禁止神职人员经营世俗行业；中世纪西欧各地的习惯法也规定，包括修道士在内的神职人员，至少其上层，为专注于宗教而必须排除功利心的干扰，不能从事任何世俗职业，也不应卷入任何世俗纠葛。
    西欧早期一些小修道院遵循了卡西安的教导，严守圣洁的修道规范，从不染指世俗事务。但就整体而言，修道院并未彻底割断与世俗社会的联系，而是堕入红尘，乐此不疲，对修道院“世俗化”的谴责之声也因此而不绝于史。修道生活世俗化的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从事生产经营。如前所述，修道院拥有地产，因此经营地产成为其重要业务。土地或出租，或直接经营，其收益都丰厚得令人艳羡。早在克吕尼运动之前，修道院就有擅长经济的名声。克吕尼派改革主张之一就是限制修道院的经营活动，但在这方面他们同样口是心非。虽然早期的克吕尼修道院曾试图摆脱世俗经营，但到克吕尼兴盛时期，黑衣修士（克吕尼修道士因身着黑衣而得名）大量雇佣农奴，各修道院盛产谷物、豆类、奶酪和葡萄酒，而且牧牛养羊。坎特伯雷修道院不仅雇佣市民充当法官、牙医、铁匠和桶匠，而且把赈济也搞成“有偿服务”，接受赈济者要将其房产交给修道院，或允许修道士免费居住。坎特伯雷和温切斯特修道院还经营谷物加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