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与修道院的职能有关。按照基督教理论，祈祷和善行不仅有助于自救，而且可以惠及他人，甚至及于死者，这样修道士的祈祷就不只是为纯洁自己的灵魂，而且具有救助他人的高尚意义。法兰克国王在赐予格兰菲尔登修道院免税特权时曾说：“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永恒的赐予者（指上帝）那里得到原谅，修道士们将会为了我们王国的稳定而不断祈祷，并以各种形式使我们的政府得到神的佑护。”在查理大帝时代，修道士和骑士都被认为是国家保卫者，所不同的只是前者靠祈祷，后者靠作战（注：哈登和斯塔布斯：《贵族会议与教会文献》（A.W.Haddan and W.Stubbs,Councils and Ecclesiastical Documents）第3卷，伦敦1871版，第173-203页。）。这种理论一直存在于中世纪宗教盛期。托钵僧出现时仍宣称，世人完全可以全身心投入世俗生活，至于灵魂的救赎，自有托钵僧照料。世人既不直接参与圣事，其虔敬之心可以通过对修道士的回报与感谢表达。修道院得到的大量馈赠便是由此而来。从修道士方面讲，他们既肩负救赎世人的重任，就不应该，也没有时间再从事其他活动，体力劳动之所以从修道士的作息时间表上消失，原因即在于此。
    由此看来，规模与职能是修道院走向腐败的直接原因，那么修道院为什么不限制本身的规模和转变自己的职能，以便从根源上杜绝弊端发生呢？如果说修道院的规模和职能是不可能限制和转变的，那么修道的理想是不是与现实相悖，因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追溯修道院的起源和修行的原始意义。修道行为最初产生在基督教尚未完全成为主流文化的时代，乃是虔诚教徒对现实的龌龊或教会的腐败不满，因而选择的一种独善其身的出路。它既无官方背景，也不负载匡世济民的使命。早期教会理论家哲罗姆曾说过：“如果你想成为教士，那么你应该住在城里，把救赎别人作为你灵魂的收获。但如果你想成为所谓修道士，那就应该离群索居，既然城市是大众而非孤独者的所在地，你住在城市里做什么呢？”（注：劳伦斯：《中世纪修道运动》，第1页。）修道士应该是孤独的，修道士（monk）一词即源于希腊文monos，本义即为孤身一人，身后自然不该有大批追随者。修道作为一种社会边缘现象，既不具备后来修道院所拥有的规模和职能，当然也就有可能实现最初的修道理想。由此可见，修道行为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和意义的变化是造成理想与现实悖离的原因，这一巨大变化正是发生在9-13世纪。
    9-13世纪的变化是下列因素促成的：首先，修道院得到教俗权威的大力支持。教皇是修道院的坚强后盾，许多修道院由于获得教皇特许而摆脱了本地主教控制。998年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奥迪罗从罗马教廷获得特权，除非受到邀请，当地主教不得在克吕尼修道院做弥撒和任命神职人员。1024年克吕尼修道院正式成为直属教皇的机构。西多派也是在1119年其修道纲领获得教皇承认后才进入大发展时期。罗马教廷赋予西多派诸多特权，如不受主教辖制，无须参加教区会议，豁免什一税等。最后一项曾令教会羡慕不已。1215年英诺森三世在拉特兰第四次宗教会议上向所有修道团体推荐西多派的年度巡查和修道院院长全会制度，圣殿骑士团成立时教皇亦向其推荐西多派会规（注：戴维·诺尔斯：《基督教修道运动》，第92页。）。托钵僧创始人多米尼克曾亲赴罗马请准建立僧团，1218年教皇一纸敕令，要求各地主教支持托钵僧传教活动，多数主教奉旨行事，对少数不从命者教皇英诺森四世亲自出面弹压。世俗君主在支持修道院方面也不落人后。查理大帝曾是许多修道院的保护人。英国亨利一世是圣波托夫教士修道院的庇护者，在其荫庇下该修道院迅速发展壮大。亨利二世让格兰德蒙修道院建立在王室领地上，并由国库斥资为其修建教堂。10世纪在德意志建立的赫福德、格兰德善和奎德林伯格三家修女院都在奥托王朝保护之下（注：劳伦斯：《中世纪修道运动》，第219页。）。西多派也受到各国君主支持。英王亨利三世的兄弟慷慨解囊，在海勒斯建西多派分院。法王路易九世及其母亲也资助该国的西多派分院。路易九世不仅亲自参加罗尤蒙分院的筹建，还参加该院礼拜活动。如前所述，一些国家君主还赐予修道院许多经济特权。
    其次，修道生活受到普遍推崇。在中世纪，教堂僧侣和主教普遍由世俗君主或贵族任命和控制，其中很多人是君主贵族的亲朋好友，既无虔敬之心，又不学无术，更不守教会清规。在这种情况下，修道士成为唯一有学识和有信仰的群体。在10、11世纪之交，“西欧存在一种普遍情绪，它不是对世界末日的恐惧，而是希望在抵御诱惑、忠于信仰方面能与真正的修道士见贤思齐，因为只有虔诚的修道士才能成功地征服世界，而滚滚红尘中的俗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注：阿诺·博斯特：《中世纪世界》（Arno Borst,Medieval World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12世纪“炼狱说”盛行，按照此说，善者进天堂，恶者下地狱，二者之间的大多数信众则要经受炼狱考验；如有圣人为其祈祷可缩短在炼狱的时间；修道士就是圣人代言人，因为他们“比一般信徒更深地理解和更彻底地服从基督的训诫”（注：戴维·诺尔斯：《基督教修道运动》，第9-10页。），并因其独特的生存方式“而倍受上帝恩宠”，末日审判时亦将受到优待。（注：劳伦斯：《中世纪修道运动》，第233页。）。1139年神学家赫伯德说：“世纪末日即将来临，现在是克制的时代，一切有此能力的人都必须克制而只享受上帝允许的自由。但是克制及其他圣行都只有在修道院里才能更好地做到。”（注：布伦达·博顿：《中世纪宗教改革》，第45页。）人们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住在修道院内，真正虔信宗教就意味着成为修道士。在1059年罗马宗教会议上，时任罗马教会主祭的希尔德布兰德更主张，所有教士都应该过修道士式的生活（注：劳伦斯：《中世纪修道运动》，第150页。）。从格里高利七世到尤金三世等教皇，从安瑟姆到伯纳德等著名神学家，无不大力鼓吹修道院对社会的精神指导作用。在某些贵族家庭，父家长因为没有文化，无法履行向家人进行宗教说教的责任，便把修道士请到家里，奉为上宾，带领家人祈祷并讲解教义。托钵僧在欧洲许多著名大学都因其深厚的哲学和神学造诣而享有崇高地位，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离开时总有众多善男信女追随其后。对一般信徒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拜谒修道院中的圣祠更重要，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不幸都可以在圣祠中乞求禳解。许多父母像捐献财产一样，也把子女献给修道院，一方面以此向上帝表示虔诚，另一方面也可为在长子继承制下不能继承家产的余子寻得一条更好的出路，如果子女日后成为模范修道士或高级僧侣，还可以光耀门楣。查理大帝时期，圣雷奎尔修道院院长就说过：“法兰克各地的贵族都以有亲属在修道院为荣。”（注：劳伦斯：《中世纪修道运动》，第72页。）在克吕尼时代，成为克吕尼修道士是一件可以夸耀的事。由于修道士堪称教会精英，所以升迁很快。在10至11世纪一个半世纪内，各地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教皇代理和教皇多半出自克吕尼修道院，1073-1119年间六任教皇都是修道士出身，其中三人来自克吕尼修道院（注：戴维·诺尔斯：《基督教修道运动》，第60、51、60页。）。英国在丹麦入侵后出现修道院复兴运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几名修道士后来分别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温切斯特主教、伍斯特主教和约克大主教。以后主教从修道院长中遴选渐成惯例，还有许多修道院院长长期担任贵族会议成员。在德意志，与克吕尼齐名的哲泽修道院的历任院长都是国务会议成员。意大利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不是在君主的宫廷当官，就是在罗马教廷任职。西多派修道士也有许多成为主教、红衣主教甚至教皇。伯纳德曾任教皇的导师，并为多位国君提供谘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