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史学是借助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去探索人类的行为，以揭示历史的真相。现 代西方心理史学始于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于1910年出版的《列昂纳多·达·芬 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奠定了现代心理史学的基础。此后，尤其在二战后，以埃 里克森为代表的新一代心理史学家，突破了弗洛伊德所设置的理论架构，重视社会文化 因素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史学的发展。自1910年迄今，现代心理史学将近走完百 年路程，在这并不短暂的过程中，它与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其他流派一样，也势必要对外 界释放与扩展它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现代西方心理史学在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回响， 也涉及中国文化对西方现当代心理学家所发生的影响，以阐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史学 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
    一、西书中译：西方心理史学之东传
    西方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大多借助东邻日本的间接介绍，现代西方心理史学之东 传大体也是这样。当20世纪的曙光初照时，中国学界就通过东邻日本学者的著作，略知 心理学可有助于历史研究的识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浩生翻译日本早稻田大学 教授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即为国人传来西说。在该书中，浮田和民指出：“个人 心理学成立，并社会心理学亦成立，则历史成为完全科学也。”（注：转引自邹兆辰： 《当代中国史学对心理史学的回应》，《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此时与弗洛伊 德的名作《梦的解析》的问世之日（1900年），只不过相差三年。1907年，王国维又翻译 了霍夫丁的《心理学概论》一书。
    其后，留美的何炳松于1916年归国，致力于输入西方治史方法，并着手翻译鲁滨逊的 《新史学》。何氏译本《新史学》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成为“吾国史学界所译 有关西洋史学理论及方法论之第一部著作，历史意义至为重大。”（注：黄俊杰编译： 《史学方法论丛》“增补再版代序”，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6页。）商务印书馆 在史学新书介绍中说，该书“凡所论列，颇足为我国史学界之指导。”（注：卢绍稷： 《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封底。）确是这样，在鲁滨逊看来，历史学家要 使历史成为科学，不仅要依靠自然科学，也应该依靠心理学，依靠社会心理学。鲁滨逊 在他的代表作《新史学》一文中着墨尤多，他把心理学细分为动物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与比较心理学。鲁氏特别批评了心理学与历史学不能“结盟”的陋见。在现代西方史学 史上，鲁滨逊也许是最早认识到历史学要与心理学“结盟”的历史学家了。
    鲁滨逊的弟子继其志，在倡导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工作中做得更为出色一些。191 9年，鲁氏门生巴恩斯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心理学与史学》一文，进一步阐 发了心理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巴恩斯对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更有宏著，他的《新史学 与社会科学》（1925年英文版）经董之学翻译，由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中译本。全书 综论历史学与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论理学等学科的交 叉融汇，中译本共588页，其中专论心理学与史学的部分就有185页，可见巴恩斯重视历 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他在这一部分最后预见：“吾人相信一百年后，弗洛伊德与其信 徒所创出之心理系统，将被视为史家之一种工具，史家之欲成功，则必须利用之。”（ 注：斑兹（即巴恩斯）：《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 60页。）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925年，那时他就对心理史学的前景作出了这种很有信心 的预测，其前景究竟如何，且待来日验证。
    在20世纪30年代，蔡斯翻译弗洛伊德在美国的演讲集《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在 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发表。这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比较系统地 被介绍给国人。
    同时，高觉敷翻译弗洛伊德的名著《精神分析引论》，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经修订，于1984年11月由同一出版单位重印面世。
    在大陆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心理学被戴上“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的帽子 ，迄至70年代末，译介西方心理学作品的工作被迫中止。直至80年代，随着大陆的改革 开放政策的实施，心理史学的“母体”--心理学的译介工作勃兴，如辽宁人民出版社 推出“心理学丛书”、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20世纪心理学通览”丛书等。此外，如美 国学者黎黑的《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等类翻译作品所见也不少，尤其是 80年代初随着“弗洛伊德热”在大陆流行，弗洛伊德等人的作品被广泛译成中文，曾经 风行一时。
    关于评论心理史学的直接论著，就我们视野所及，其重要的翻译成果有：
    美国学者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冯钢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这是一本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史学进行尖锐批评的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