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茶的问题，到13世纪的70年代，还没有资料证明蒙古人与回回人已经普遍饮茶，即使到了90年代初，也很难说蒙古人与回回人已饮茶成风。这样，长期生活在蒙古人与回回人中间的马可·波罗，自然就不一定能够得到茶的信息，或者他没有把饮茶当做中国特有的重要事物。这样，他在书中没有记茶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
    比如女子缠足问题，吴芳思认为是最奇怪的事情，“因为这几乎是后来的旅行者首先看得入迷的习俗。”[15]（P.99）确实，缠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陋俗。杨志玖先生在文章中说，缠足之风大致是在北宋神宗时期（1068-1085年）开始，当时尚不普遍。到南宋时期则流行较广，但仍限于上层社会及大城市，并且是从北方传到南方的。到元朝，南方妇女也相率缠足，“以不为者为耻”[16]了。但北方在辽、金元统治时期，契丹、女真、蒙古族妇女不会缠足，统治者也不会提倡。然而流风所被，对社会当有一定的影响。吴芳思却在书中也意识到了，在蒙元时期缠足之风还没有广泛流行，外国旅行者有可能见不到那些不能走远路的缠足妇女。[17]
    又如长城问题，在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根本不知道中国有长城，就是在中国也不是人们普遍重视的主要景物，更谈不上是中国的重要象征了。长城被看做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是从明代开始的。欧洲人关于长城的最早记录是在1555年一个传教士报告中提到的。[17]亨利·玉尔曾经辩解说，马可·波罗在提到葛格与马葛格时，马可·波罗心目中此处就是指中国北边的长城。这种推测显然是错误地把明代长城认作了元代长城了。
    再如汉字问题，在元朝，做官的蒙古人、西域人读书的不多。1278年，江淮行省的蒙古人、西域人官僚竟“无一人通文墨者。”[18]因此，不通汉语或汉文并不妨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马可·波罗是商人，他关心的是各地的物产、工商业和一些奇风异俗，以他的文化水平，很难顾及到难识的汉字，虽然他在使用的纸币上会看到上面印的汉字。
    所以，我们认为，要说明为什么《马可·波罗游记》会“漏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事物，首先就必须考察这些事物在当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什么样子；它们当时是不是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标志，是不是必然会引起旅游者的特别注意。只有在进行这样的考察和研究之后，才能合理解决所谓的“漏写”问题。
    当怀疑论者以上述逻辑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时，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这就是：马可·波罗固然“漏写”了一些中国的事物，但与那些事物相比，书中更多的则是对中国的正确描述。如果就此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那么，怀疑论者就必然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合理地解释马可·波罗著作中关于中国的大量记述的正确性，特别是那些具体细节的正确性。对此，怀疑论者很少有人给予正面的讨论，只有傅海波先生提出过《马可·波罗游记》可能是从某个波斯文导游手册中抄来的。但这里的关键是，迄今为止，没有人发现过一本这样的导游手册。所以，傅海波本人又回过头来说，在确证《马可·波罗游记》有关章节是采自其它（可能是波斯的）资料以前，必须假定和推测他毕竟是到过中国。[19]而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记述那么翔实，有史可查，决非一般导游手册所能够做到的，也决非短期居住中国所能够了解和体会到的。因此，怀疑论者的第四条论据，纯粹是一种推测。可以断定，怀疑论者都没有亲眼见过什么《导游手册》。
    诚然，《马可·波罗游记》中确有许多没有提到的中国事物，但是，这些事物在元代其他来华的西方人的记载中也同样没有提到，为什么对他特别苛求呢？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 ）曾提到契丹人（即中国人）的书写方法，他还提到西藏人、唐兀人和畏吾儿人的书写方法。[20]（P.190）这是因为他是颇有学识的传教士， 对各国文字有兴趣。而马可·波罗只是商人的儿子，文化水平有限，他的兴趣主要在工商业和各地的奇风异俗方面，对文化事业则不予关注。
    至于怀疑论者的第三条论据，显然是马可·波罗的记载有些失实和错误之处，这是事实。马可·波罗把蒙古攻取襄阳归功于他们一家的献炮，显然是错误的。这可能是他身陷囹圄之中、百无聊赖之际一种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心态的表现，但蒙古用炮攻破襄阳的事实确实存在。马可·波罗当然是在中国听到的，而且可能是在襄阳听到的，这就可以作为他们到过中国的证据。至于蒙古王室谱系的错误，主要在他叙述成吉思汗后、忽必烈汗前的几位皇帝的名字和次序上。这些皇帝都已死去，马可·波罗只是依据传闻，因而发生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马可·波罗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以继续得到证实。《马可·波罗游记》中确实存在夸大失实或错误等缺陷，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属实”。为什么单抓住他没有提及的事物或者个别错误记载而全盘否定其真实性呢？对于这个问题，杨志玖先生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马可·波罗的某些记事确有错误、不清楚和疏失的地方；另一方面，怀疑论者并没有认真地对这些缺陷加以分析研究，找出其缺陷的原因，或根据可靠的资料证明其并非缺陷，而是以一概全，夸大这些缺陷，进而怀疑其全部记载的真实性，抹杀《马可·波罗游记》的价值和贡献。[12]（P.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