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瓷器器型比较，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发掘的“闽越式”陶器，器形有匏壶、瓿、提桶、瓮、罐、钵、小盒等，均为中原和北方地区完全不见或罕见（注：林中干：《论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考古》1987年第1期。）。地方色彩浓厚，与西汉“南越式”陶器形制作风大多一致。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著名发源地。其各窑所产的青瓷，胎质细腻，呈现灰白色，完全烧结，不吸水，击之有铿锵声。釉呈现青黄、淡黄、纯青等色，色泽淡雅。部分黑瓷，色黑如漆，釉面闪光，十分优美。说明浙江地区生产的瓷器有其独到之处。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上虞小仙坛窑址的瓷胎和窑址附近的瓷石进行的化学分析，它们的化学成分十分接近（注：郭演仪、王寿英、陈尧成：《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八卷第3期，1980年。），说明小仙坛瓷窑是就地取材的。汉代瓷器由于胎釉原料中铁、钛氧化物含量较低，所以胎色比两晋时的越瓷白，釉色纯青，不发灰。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铜器也有着不同的风格。属于中原地区的造型庄重浑厚，加以错金银等，显得富丽堂皇，典雅大方。铜器上的动物图案，粗犷有力，体态矫健，有着浓厚的北方草原的气息；而南方铜器的纹饰以阴刻为主，给人以特别细腻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我国南方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之中。如江、浙、皖、湘、粤等地的铜器制造比较发达，青铜器如釜、甑、壶、奁、博山炉等，在东汉统治阶级墓葬中不断出土；长沙月亮山、衡阳蒋家山出土的青铜器皿中，有的铜瓶、博山炉、奁上刻满了细密的花纹，常见的是姿态活泼的长龙。·在江苏丹阳城北6公里的宗头山东汉墓出土的铜器有壶、洗、双鱼盘、灶、镜、带钩等，其中一枚鎏金铜带钩，钩身阴刻云龙纹，钩颈刻一龙首（注：李发林：《战国秦汉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在湖南长沙西汉后期墓中的一件镀金的铜酒樽，自器身到器盖，全部镂刻着细线流云纹，纹样细致、流畅，很像漆器上的花纹（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第112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铜器上镂刻花纹的工艺，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到汉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主要流行在江南地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西汉中期以来，汉代铜镜的样式是全国统一的，但东汉中期以后的“禅兽镜”和“画像镜”却首先是在长江流域开始兴起。根据日本出土的许多铜镜的铭文，当时洛阳的制镜技术是最有名的，但会稽郡（浙江省绍兴）的技师也可以与洛阳的技师相比。浙江绍兴的铜器制造业在东汉晚期颇为发达，这里是浮雕式花纹铜镜的制作地点。总之，在东汉的中后期，江南的会稽郡无疑也已成为制作铜镜的一个中心了。
    另外，湖北鄂城应是仅次于会稽的另一制镜中心。这里所产的武昌镜非常有名。其图像布局和浮雕作风与绍兴镜极为相似。如在荆门县文化馆见到的两面出自当地的神人龙虎画像镜。其中一镜径16厘米，钮座外带方格，无铭；另一镜径18.6厘米，铭为“袁氏乍竟真大巧，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居右，山人子乔、赤踊子，千秋万岁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从画像镜推测武昌的铸镜业曾从会稽移入了非常精致的神人画像镜工艺，虽有一点自身的特点，但基本风格却是一致的（注：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
    这两地制镜风格较一致，但与陕西等地的同类镜子相比，则差别明显。如武昌镜是以浮雕式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为其主要内容。在陕西西安、乾县出土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其神人和怪兽的形态就比较呆滞；而且，外缘上流行的那周流云纹类似于后代的忍冬纹，与会稽镜、武昌镜中的云纹带都不相同（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铜镜》图75-78，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在绍兴的一面非常精致的中平四年半圆方枚乳神兽镜上（《浙江》图28）的边缘上，出现了一种往往有羽人操舟、奔龙、飞凤、走兽等生动图像组成的画纹带。这种画纹带汉末起源于会稽，东吴时武昌镜也采用，并常用在非常讲究的镜子上；前述陕西等地的两种神兽镜，则又表明这种画纹带也影响到了中原地区，只是其外缘内常见的一道动物画纹带并不如东吴的画纹带那样生动。故武昌镜的工艺传统和会稽镜属于同一个系统而与中原之镜的风格不同（注：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
    在汉代铜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透光镜”，透光镜又称日光镜，其镜面的光亮，在阳光和聚光灯的照射下，可在墙上反映出它背面的铭文和图像，西方人誉称“魔镜”。在江西樟树的汉墓中，就出土了一块“透光镜”。“向日观之，背文之影悉现于素壁。”这种制镜技术，是冶金史上的光辉成就。这块“透光镜”的出土，说明江西在汉代的冶铜铸镜技术处在全国的前列（注：刘良群：《论汉代江西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显著进步，工艺精湛，具有自己浓郁的地区特色。这一个个地方特色形成江南的朵朵奇葩，在手工业发展史上，展现着独特的风采。
    二、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江南手工业
    文化形态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原与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这从大量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有184件漆器产自咸阳。其中有的漆器上，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戳记。中原地区的漆器远销至江南，必然到江南的漆器生产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西汉前期的漆器，以木胎居多，夹纻纻胎漆器数量有限。而在西汉后期，由于受到中原漆器的影响，夹纻纻胎漆器数量显著增多。在盐城三羊墩（注：《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8期。）、盱眙东阳（注：《江苏盱眙东阳汉墓》，《考古》1979年第5期。）、铜山小龟山（注：《铜山小龟山西流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连云港网疃（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第6期。《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第3期。《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汉侍其墓》，《考古》1975年第3期。）等地，皆屡屡发现成批的夹纻胎漆器。漆器装饰工艺上，中原与江南地区，于西汉后期器的比例皆显著增大，金银平脱漆器普遍出现。此则表明两地漆器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铜器制造业上，也可看到南北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关系。如铜器的装饰工艺方面，中原铜器普遍采用镀金，采用金银、宝石镶嵌等技术。江南铜器制作亦然，普遍地应用鎏金、错金银、细线刻纹等工艺。在长沙湖桥一带出土的铜兵器上，剑格上嵌有绿松石镶金丝制成的饕餮纹。还有一剑的刃部，满饰银斑花纹，并于平背上用银饰成双棱格的几何图案，由剑格直及锋部。这种图案是嵌在铜裹里面的，叫做“乌铜走银”，抚摩时，光滑平整（注：李正光、彭青野：《长沙沙湖桥一带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在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大、中、小3件铜驽机，皆为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