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漆器和铜器制造业上存在着共性或相互影响的关系，在陶器制作中也有类似情况。可以说中原与江南在制陶业上的联系更为突出。如作为汉代制陶业的一项新发明，是一种浓厚的棕黄色和绿色的釉陶。它的开始出现，是在西汉的中后期，地区主要是在今陕西省的关中和河南省的洛阳一带（注：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第143-146页、第170-189页，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第109-11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但发展很快，到西汉后期既已相当盛行，流行地区也日趋扩大。东汉时，这种釉陶不仅已普及整个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甚至在长江流域也颇有所见。如湖北襄阳县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楼。湖南常德南坪的55件随葬品中（注：《湖南常德南坪东汉“酋阳长”墓》，《考古》1980年第4期。），以陶器居多，其中就有绿釉鼎、绿釉蚕、绿釉陶罐、绿釉陶灯、绿釉陶仓、灶、猪圈、鸡埘等多种绿釉器物。此外，在福建、长沙等地也有这种绿釉陶器的出土。从中可看出与中原相关器物之间的渊源关系。在陶器的器型和种类上，中原与江南也有近似之处。1960年1月，在闽侯榕岸边山发现一座西汉初期的墓葬，从其随葬品中的陶鼎、陶豆、陶壶、陶罐等来看，它与中原地区以及广东等地的西汉墓所出的同类器物是很相似的。有的专家认为，这显然是受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注：福建省文管会：《闽侯庄边山新时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5期。）。在福州郊区曾零星出土不少小口细长颈的鼓腹平底陶壶，这种陶壶，与河南济源泗沟西汉晚期墓葬出土的绿釉投壶相同（注：豫博：《济源泗漳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2期。）。在福建崇安汉代城址中出土的汉式陶器，器型有釜、甑、盆、盘、盅、鼎等（注：林中干：《论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考古》1987年第1期。），在中原以及其他地区汉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铜器或陶器中，也可找到雷同或近似的形制。釜，与满城汉墓出土的Ⅴ型铜釜近似；甑，与洛阳中州路出土的西汉初期Ⅰ式陶甑相似；Ⅱ式盆，与洛阳中州路西汉初期Ⅰ式陶盆和满城汉墓出土的Ⅱ型陶盆相似。所有这些，皆可说明，它可能来自中原，或者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通过对漆器、陶器和铜器的比较，可看出中原与江南手工业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共同之处，众多的事实说明，一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文化的交流和影响。
    三、形成上述关系的历史地理因素
    中国是全球自然环境最丰富多彩的国家。疆域辽阔，境内地形多样，自然历史演变过程复杂。加之人类活动影响巨大，彼此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以及民情风俗、科学技术等影响，因而必然形成一定的区域差异。
    例如在华北平原中南部地区，直到西周和春秋之间，这里的人口密度仍然较小（注：童书页：《春秋史》第82页，开明书店1946年版。），天然植被相当完好。战国时代，华北平原便成为全国人口较多的地区（注：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均见《史语所集刊》5卷2期，1935年。），加速了森林和草原的开拓，因而出现了“宋无长木”（注：《战国策·宋策》。）的情况。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紧邻华北平原的山东丘陵西麓，已经“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并出现了“地小人众”的局面。而它的东郡则开始发生缺乏薪柴的现象（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说明森林砍伐，草原开垦，天然植被已经大量为栽培植被所代替了。
    在同时期的江南地区，尤其是湘江中下游一带，天然植被以亚热带森林为多。近年来根据对长沙一带发掘的楚、汉墓葬中出土的木椁和木炭等的鉴定（注：中国科学院：《长沙发掘报告》，《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一种第2号，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以及对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铁口木臿和竹筐的鉴定（注：文保：《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铁口木臿》，《文物》1974年第11期。），可以证明这一带古代广泛分布着由楠、桂、化香木、梓等树种组成的亚热带森林和毛竹林。
    江南的会稽郡，在春秋时代，这里大部分还是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甚至直到森林开始破坏的南北朝初期，会稽山地南部仍然“茂松林密”（注：谢灵运：《于南山往北方经湖中瞻眺》，载《全宋诗》卷三。），拥有许多“干合抱、杪千仞”（注：《山居赋》。）的巨材。春秋越部族时代的高大豫章树当时也还存在。说明这里从战国到汉代，尚不乏高大的林木。这与北方地区缺乏薪柴的现象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所以自然资源的分布也就不均衡。而对于受自然条件制约性较大的诸如漆器、造船等手工业来说，其发展程度必然是不一样的。
    再从民俗上说，汉时，北方人的主食为麦、粟，南方人的饮食则以稻为主，而在边郡地区人们的粮食则多以杂粮为主。粮食品种的不同，用于造酒的曲不同，则酿酒业的品类在各地区就有很大的差别。
    虽然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性，但在国家大一统的条件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这样又形成了各地区的统一性。
    秦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随后，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和修筑弛道，对于科学技术的交流与传播有深远影响。
    汉代基本上承袭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封建秩序，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西汉初期和东汉初年，实行奖励农桑、减轻赋税和徭役等政策，使生产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发展。汉朝与各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民族的交往，大大开阔了各族人民的地理视野，民族之间的融合，国家之间交往，有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秦汉时期，由于大力发展交通，全国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交通的开辟，大大有利于各地区之间的交往，经济得到发展。如东汉建安二年（197年），陈登任广陵太守时，重开邗沟，截弯取直，缩短了江淮之间的航运距离，并开陂塘以利灌溉，客观上对扬州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近年扬州出土大量汉代的文物，铜器中有星云镜、月光镜、昭明镜、鎏金嵌玉铜带板等，制作技巧及造型均极精巧，反映了当时扬州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注：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第61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秦汉时期，全国涌现了众多的商业都市。除长安、洛阳外，还有邯郸、临淄、蓟、睢、吴、江陵等。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江陵，“故都，西通八巫、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各种手工业产品在市场上出售，“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各都市成为物品的中转站，客观上对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各地区自然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地区间生产的差异性；而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权之下，各民族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在共同的对自然和社会进行认识和改造的过程中，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又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