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现存的两汉文献考察，随着诸家学说流派之不同，以及受地域文化之影响，对于女娲形象亦有不同的解说。（注：其实，非独女娲如此，上古传说中的诸多的人物形象，在两汉时期大多都经过这一改塑过程。）其中对女娲形象改塑贡献最大者，当为女娲与伏羲名列“三皇”的传说。在汉代文献中，首次将女娲与伏羲并列者，出自西汉初期的《淮南子》卷六《览冥训》，语曰：
    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合而为一家，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钳且大丙，不施辔衔，而以善御闻于天下。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而不喋苛事也。
    显然，《淮南子》推崇伏羲、女娲“至虚无纯一”之“至德”，是建立在颂扬汉初所谓“无为而治”的基础上，肇起了汉代对女娲形象改塑之端。
    西汉初年，汲取秦失天下之教训，讨论秦汉政治之得失，在纷纷指责秦“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的同时，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应运而生，不仅成为汉初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准则，也是活跃于是时的各学派阐扬其政治主张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从对汉初“黄老政治”理论构建贡献最大的两个学派--儒学与道学的所阐发的学说看，对女娲形象的解析有明显的不同。
    在早期儒家学说中，不仅没有女娲（包括伏羲）这样传说人物论述，就是著名如黄帝者亦没有进入孔、孟的视野，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则是儒者对待古时圣王的基本态度；入汉之后，随着儒、道学说的糅合，汉初诸儒如陆贾、贾谊、董仲舒者，开始援引黄帝以申其说。（注：关于黄帝传说入汉之演变，请参见拙文《战国秦汉时期黄帝传说的演变》，载《炎黄文化研究》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社2001年版。）但一般仅言及黄帝而已，对于伏羲、女娲等可能较之黄帝传说更为古老，同时可能也更为“难言”者，多是持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态度。（注：如在西汉初年儒者陆贾《新语》及贾谊《新书》中，虽有关于黄帝传说的记载，但于伏羲、女娲等传说人物则未见记叙。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六《求雨》篇有“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脯，择巫之清洁辩言利辞者以祝”云云。由于这仅是一条独证，很难认定是否为与女娲补天传说相关联的共工。）
    道家学派则不然，治政应无为，则是其学派一贯之主张；借寓伏羲等传说中的“圣王”以证其说，又是其擅用的论证方式之一。如在集道家之大成的《庄子》书中，就有诸多关于伏羲的记述，如《外篇·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外篇·缮性》“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云云。尽管在《庄子》书中尚未出现女娲之形象，但将伏羲的形象定格为无为而治的古圣王，为汉人援引伏羲之例改塑女娲形象开创了先例。
    至于《淮南子》一书之主旨，东汉时人高诱《淮南子叙》云：
    （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注：《汉书·艺文志》将《淮南子》列为杂家。所谓杂家，具有“兼儒、墨，合名、法”之特点。但就《淮南子》主要思想倾向而言，似乎应更偏重于道家。）
    可见《淮南子》推崇黄老之治，善言“古今治乱存亡祸福”；又承袭先秦道家之传统，喜说“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下，关于女娲的形象，虽然在汉初儒者看来可能属于“其文不雅驯”之类的传说，而对于“无所不载”的《淮南子》而言，却是可以申发其“淡泊无为”政治学说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况且主持编撰《淮南子》一书的淮南王刘安，长期生活于楚地，《史记》本传云其“为人好读书鼓琴”，当对至晚在战国中后期记录于文献、流传于楚地的女娲或伏羲的传说比较谙熟，（注：《淮南子》卷十七《说林训》又有关于女娲的论述：“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高诱注：上骈、桑林，皆神名），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高诱注：女娲，王天下者也，七十变，造化也。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这恐怕也是《淮南子》将女娲与伏羲首次合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淮南子》尽管通过将女娲与伏羲并列方式，把女娲纳入古代“圣王”的行列，但其影响似乎有限。秦人虽有“三皇”之说，然而指的是“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撰《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并无所谓“三皇”之序列。张守节“正义”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从张氏所列文献考察，明确伏羲为三皇之首的文献，均晚于西汉武帝年间。（注：孔安国为武帝年间谏大夫，《尚书序》旧题为孔安国所作，但经宋代以降历代学者考订，基本上认为是托名之作，其时代可能晚于西汉年间。）似可说明至少在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伏羲与女娲的传说尚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与《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黄帝的传说已经深入民间，“长老”争相传称黄帝事迹的景象迥然有别。
    明于此，则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汉传世的文献中，唯有承袭先秦道家之传统的《淮南子》多言女娲外，其它则多付阙如；即便偶尔言之，或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中所云“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裴骃 “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灵娲，女娲也。”）之类充溢神仙气息的描述，女娲的形象似乎仍是较为单一的“女神”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