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文献中，首次明确提及女娲列于“三皇”者，当属应劭的《风俗通》的《三皇篇》，而应氏所据材料，则出于纬书《春秋运斗枢》。亦依《春秋运斗枢》释女娲为“三皇”者，还有郑玄。“郑注《中侯敕省图》引《运斗枢》：‘伏羲、神农、女娲为三皇’（曲礼疏）。郑注《明堂位》引《春秋纬》说同。”[4]高诱注《吕氏春秋》卷四《孟夏纪》“三皇”合称曰：“三皇，伏羲、神农、女娲也。”高注“三皇”虽不知材料之出处，但所列“三皇”与应氏、郑氏相吻合，似乎同出于《春秋运斗枢》之类的纬书。我们知道，两汉之际纬书已经兴起，终东汉一朝盛行不衰，其中虽存有许多荒诞不经之事，但也保留了相当可贵的古史传说及神话资料，女娲于东汉时期跻身“三皇”序列，当与纬书中的相应记载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既言“三皇”，又言“女娲”的应劭、郑玄、高诱等人主要活动于东汉后期（注：应劭，生卒年不详，汉献帝时曾任泰山太守；郑玄，生于129年，卒于200年，因延熹九年（166年）党锢之祸，居家著书；高诱，生卒年不详，建安十年（205年）曾任司空掾。可见三人主要活动于东汉后期。）；由此可以推测，纪录女娲为“三皇”的《春秋运斗枢》等纬书，似乎也可能出现于东汉中后期。时代早于郑玄等三人的王符（约85-162年），其著作《潜夫论》卷八《五德志》有“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等语。以伏羲、神农，或燧人，或祝融为“三皇”，与《白虎通》中的记载丝丝相合；而“或曰女娲”，王符这一补充尽管不甚肯定，但似可表明，东汉时期关于“三皇”的认定，已由前期的“伏羲、神农、燧人（或祝融）”，向后期的“伏羲、女娲、神农”模式转变。尽管这一变化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但其大体时段应该是清楚的（注：再以东汉前期的王充（27-约97年）为例，在其著作《论衡》中，女娲与“三皇”皆是分而言之，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王充则以“好辩”而著称，女娲炼石补天的传说就曾受激烈的抨击（参见《论衡》卷十一《谈天篇》），若是时女娲已与“三皇”发生关联，不会不引起王充的评议。此例似可表明；在东汉前期，女娲与“三皇”尚未发生密切的关联。）。
    综上，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考察，从战国中后期女娲不甚确定的“登立为帝”，实则更多具有“女神”特性的形象；到西汉文献中始与伏羲并列为“不设法度”，“至德遗于后世”，崇尚“虚无纯一”的“圣王”形象；再随着东汉时期“三皇”之说的复起，由东汉前期“伏羲、神农、燧人（或祝融）”的“三皇”说，演进为东汉后期“伏羲、女娲、神农”的“三皇”系列。至此，标志着女娲名列“三皇”的“圣王”形象改塑的最终完成。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中）155.（上）175.（中）93-94.
    [2]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天问第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30-331.
    [3]闻一多。伏羲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60.
    [4]黄晖。论衡集解·顺鼓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0.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