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上所述，西汉时期，详细明确记录女娲事迹的文献仅见于《淮南子》，而于西汉其他文献中则鲜见其踪迹；而入东汉之后，关于女娲的记载骤增，特别是在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应劭《风俗通义》等文献中的大量出现，对于塑造女娲的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引《淮南子·览冥训》将伏羲、女娲视为古代圣王的说法，在西汉年间似乎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反响，其中除西汉时期风行黄老政治，普遍崇尚黄帝这一因素外，也与是时盛言“五帝”，而鲜言“三皇”的时尚相关。从文献记载的角度考察，“三皇之总名，初见于《吕氏春秋》；三皇之分名，则见之李斯之奏议。”[1]由于《吕氏春秋》中的“三皇”没有确指，（注：“三皇”之称于《吕氏春秋》中数见，如卷四《孟夏纪》“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但“三皇”具体所指，《吕氏春秋》没有进一步的说法。）而李斯奏议中的“三皇”又是指“天皇、地皇、泰皇”，并非人格化的古代圣王，这就为人们将上古传说中众多的古代圣王与“三皇”、“五帝”的排列组合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但在西汉时期，以黄帝为首的“五帝”说盛行一时，古以有之的所谓“三皇”说却渐渐“消沉”。其原因是否如上揭《三皇考》所云，由于秦汉时人对“天上与人间最高人物”观念的不同，以及对天文历法的极度重视，“所以祭祀之神也只能有泰一与五帝，古史中也只能有泰皇与五帝”[1]。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容当日后讨论；但“三皇”之说不为西汉时人所重，则是不争的事实。以昭帝盐铁会议的记录--《盐铁论》为例，卷六《复古》文学曰：“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之语，卷八《结和》文学又曰：“今有帝名，而威不信于长城之外……此五帝所不忍”。“五帝”成为文学们判断是否曲直的一个重要标准，却没有给“三皇”留下任何位置，自然也无从引入位居黄帝之上，包括伏羲、女娲在内的所谓“三皇”以证其说（注：《盐铁论》是学界公认的极少经后人改造的西汉文献（如陈直先生认为“两汉流传之古籍，无一语为后人加入者，首推此书”《盐铁论解要》前言，《摹庐丛书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21页）会议辩论的朝野双方讨论的又是关乎汉初“无为”政治与武帝“有为”政治，何者更利国便民的重大问题，引用古代帝王治国理论以证其说，是汉人常用的议政方式，但来自民间的文学们仅言“五帝”而不及“三皇”，这一现象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此则不难理解，正是由于西汉时人对“三皇”与“五帝”的传说持不同的观点，以至同为传说中的古代圣王--女娲与黄帝，在西汉文献中则留下浅深不一的痕迹。
    虽然西汉时鲜言“三皇”，但并不意味着不言，到西汉末年，“三皇”之说重现于史乘。《汉书·成帝纪》：“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扬雄传》：“历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闳”，等等，俱为明证。特别是到东汉章帝年间，为整合今古文经学异同而举行白虎观会议，班固撰《白虎通》，卷二《号》“三皇五帝三王五伯”条，释三皇虽然例举“伏羲、神农、燧人”与“伏羲、神农、祝融”二种说法，但均将伏羲列为“三皇”之首；而于《汉书·古今人物表》中，将伏羲列为“上上圣人”之首，而女娲则为“上中仁人”之首，由于是时女娲尚未列入“三皇”系统，故在班氏的“九等”人物表中不可能与伏羲并肩而立；但对女娲的推崇之情显而易见，同时也其后为将女娲引入“三皇”系列开辟了通道。
    不过，对班固《古今人物表》将女娲列入人物表“上中”栏，一些史家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汉书补注·古今人物表》“女娲”条引清人钱大昭语：“闽本‘上上’，次于太昊（即伏羲）。《说文》，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王）先谦曰：《风俗通》引《运斗枢》云，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列子》、《淮南》诸书并引女娲事，故班兼采之。”依钱氏所云，表明在《汉书》的众多版本中，至少在闽本《汉书》的《古今人物表》中，女娲是与伏羲并列位于“三皇”的。关于“闽本”，王先谦《前汉补注序例》曰：“国朝诸儒讲求版本之学，致力《汉书》者，多用南监本，此外，如景祐本、闽本、汪本、德藩本、乾道本、北监本，并备收罗，间有甄采良由，文轨同途，众善咸萃。”至于“闽本”的流传情况，王先谦自注：“钱大昭校，明按察司使周采、提学副使周珫、巡海副使柯乔等刊。”（注：王先谦：《汉书补注》上，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女娲”条补注见第337-338页；《前汉补注序例》见第2页。）
    从以上诸引言不难看出，虽然“闽本”《汉书》刊布较晚，也不是王先谦校正《汉书补注》的主要版本，但在“讲求版本之学”的清代诸儒眼中，“闽本”不啻也是一个“众善咸萃”的好版本。钱大昭自校“闽本”，足见对其重视之程度。具体于《古今人物表》中“女娲”而言，“闽本”《汉书》将女娲明确列入“三皇”之中，至少可以证明，西汉时期通行的伏羲、女娲并列为帝之说，随着东汉“三皇”说的复兴，开肇了将伏羲、女娲纳入“三皇”系统的进程，尽管现在我们还不清楚“闽本”《汉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班固的本意。实际上，在班固的著作中，关于“三皇”也是有多种说法，除《白虎通》中“伏羲、神农、燧人”与“伏羲、神农、祝融”二种说法外，在《古今人物表》则改为“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说。对于班固将黄帝纳入“三皇”系统，王先谦表示批评：“古有三皇五帝之说，《白虎通·号篇》伏羲、神农之后或燧人、或参融（即祝融）为三皇，以黄帝为五帝之首，诸书无异，皆今文说也。班作人表，用《左传》古文说，增入少昊，然未以黄帝为三皇，自伪《书传序》以黄帝合羲、农为三皇，少昊以下为五帝，《帝王世纪》因之，唐、宋遵用，并为一谈，要皆袭班而误，全乖古义”。（注：王氏之说似有误，从班氏人表排列次序看，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以降到帝尧为“五帝”。这一排列次序与所谓伪《书传序》同。清梁玉绳撰《人表考》，认为黄帝为“三皇之三也”（《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7页），当符合班氏之意。）本文并不想讨论今古文中“三皇”的排序，而只是想说明，东汉前期关于“三皇”的说法实则相当混乱，远不及西汉时“五帝”说之稳定。
    虽然东汉“三皇”之说多种并存，但伏羲“首皇”的地位从来没有受到质疑，而与伏羲并列的女娲，自从出现于西汉文献后，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如著述年代虽不详，但不会晚于西汉末年的《列子》卷二《黄帝篇》曰：“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其中虽然没有明确引入“三皇”之概念，但将伏羲、女娲并列，并与神农氏鼎立而三的排序，或可表明至少到西汉末年，伏羲、女娲并列为古圣王的观念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而跻身于“三皇”系列，则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