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1946,pp.31-33.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 页35-37。
    地，就是“维民所止”（《诗·商颂》语）。这种世界史，也与我们所说的通史不同， 至少不完全相同。
    5.Total history：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在其《知识考古学》中以“整体历史” （total history）与“综合历史”（general history）相对立，认为“整体历史的设计是 ，寻求重建一个文明的总体形态、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的原则、一个时代的一切现象 所共有的意义、它们凝聚的法则，即可以隐喻地称为一个时代‘面貌’的东西。”“一 项整体的叙述，围绕着一个单一的中心--一个原则、一种意义、一个精神、一种世界 观，一个笼罩一切的形式，来描画一切现象；恰好相反，综合历史则使一种分散的空间 疏离开来。”（注：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ns.into English by S.Smith, New York，1972，pp.9-10.参阅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 95，页166-167。）福柯所反对的“整体历史”实际上就是把一个时代的多整合为一的历 史，并非我们所说的“通史”；而他所主张的“综合历史”也不是第一项里所说的gene ral history，所以更与“通史”无缘。按total history一词中的total来自拉丁文的t otus，它的意思是“全部”或“整体”。所以，从字源来看它也是各部分之合为整体， 并无我们所说的“通”的意思。
    以上对西方可能与“通史”有关的一些词作了一番讨论，现在再看一看中国人所说的 “通史”中“通”字的含义为何。中国之有通史，自司马迁作《史记》始。其书始自黄 帝迄于汉武帝太初之年，概括当时所知各代之史。不过，司马迁不自以通史为其书名。 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专列史记一家，以为梁武帝命群臣（吴均为主）撰《 通史》，“大体其体皆如《史记》”，这就是说以《史记》为通史家之开山。（注：浦 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世界书局，1935，卷1，页9。）刘知几以后，唐代杜佑作 《通典》，为典制体通史；宋代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史，郑樵作《通志 》，为纪传体通史；宋元之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为文献专史体通史。总之，通史 之所以为“通”，与其体裁之为纪传体、编年体或为何种专门史体毫无关系，关键全在 时间上的朝代的打通。有了时间上的通，就叫作“通”史。
    按“通”字，《说文解字》：“达也。”（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1，页71。）在经传中，通与达互训的例子很多，一般都是通（达）到的意思。 “通”的反义词是“穷”，《易·系辞上》：“往来不穷谓之通。”（注：《周易正义 》卷7，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82。）不穷，就是无穷无尽、无 止无终，也就是通。“通”字本来是指空间意义上的由此及彼，而空间上的往来不穷又 是在时间里进行的，因而也就变成了时间上的连续不断。“通”字用之于在时间中运行 的历史，于是“通史”之“通”，主要即指时间上的连续而言。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史学传统中的一个有趣的区别：同是通古今的史书，在 中国就都称为通史，在西方则必须是带有普世性或区域群体性的才称作global histo ry、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单一国家的历史虽通古今也不冠以一个表 示“通”（中国人心目中的通）的字眼。可见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 同。西方所重的是普世史的特色，而中国所重的是通史的特色。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 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 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我想这也应该是中西历史学的传统上的一种不同吧。
    三、“普世史”与“通史”两种史学传统试析
    以上谈到西方的普世史传统与中国的通史传统，现在自然有必要说明这样两种不同传 统在古代的产生，及其所以产生的原因。这里的说明将分三部分来进行：第一，略述西 方的普世史传统的产生，第二，略述中国通史传统的产生，第三，试对两种传统作一些 比较的分析。
    第一，西方史学源于希腊。希腊古典时代史学开山大师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著《历 史》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甚至以 后的西方史学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们是开创西方史学传统的人。希罗多德 的书所述内容是希腊-波斯战争的历史（其中有关于古代一些东方国家历史传说，但并 非基本内容），是与史家本人同时代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书所述内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的历史，也是与史家本人同时代的历史。他们所写的内容有些是从直接经历其事的人那 里了解来的，有些甚至就是史家自己亲身的经历。黑格尔把这种历史称之为“原始的历 史”，说：“这样的原始历史家把他们熟知的各种行动、事情和情况，改变为一种观念 的作品。所以这种历史的内容不能有十分广大的范围。……在他所描绘的一幕一幕的剧 情中，他本人曾经亲自参加作一名演员。至少也是一个休戚相关的看客。他所绘画的只 是短促的时期，人物和事变的个别的形态，单独的、无反省的各种特点。”（注：GW. F.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rans.into English by J.Sibree,New York,19 56,p.2.王造时译：《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页40。）这样的“原始史” 就是当代史，用我们的说法也可以成为当代的“断代史”，总之，那不是通史。希腊古 典时代是城邦时代，没有普世的观念，也没有普世史。正如上文已引柯林武德所说，从 希腊化时代开始，包括罗马时代，随着城邦制的没落，普世史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最 具代表性的普世史当推波里比阿的《历史》和李维（Livy）的《罗马史（建城以来）》（AbUrbe Condita）。
    波里比阿的书，是断代性的罗马世界帝国形成史，当然是普世史，已如上述。而李维 的书叙述自公元前8世纪罗马建城之年（B.C.742）至公元初奥古斯都时代（A.D.9），从编 撰体例来说应当是编年体的通史（今本已多有残缺）。美国历史学家巴恩斯曾说：“李维 是最伟大的古今一切故事叙说者之一，他的书是罗马国史巨著。它是关于罗马世界国家 成长的一部宏富的散文史诗。”（注：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New York,1963.p.37.）这就是说，李维的《罗马史》虽时历古今，但其重点在罗马国史 ，而这个罗马国家又是一个世界帝国，所以，在西方史学传统里，它仍然被列为普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