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不仅打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 程，也打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在这国家和学术的危难时节，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 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各家各派的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中国通史的研究与 撰写。探讨这一学术现象产生的原因，考察此期通史撰述的特点，将有助于深入考察史 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通史编撰的重要意义，充实、深化通史编撰理论 与编撰形式，进而从整体上更为准确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特点。
    一孕育通史编撰的时代和学术土壤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那个战火纷飞、学者颠沛流离的年代，却产生了如此众多的通史著 作？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认识史学的功能及通史编撰的意义。依笔者浅见，在 国家遭受异族入侵的危难时期，一方面，国人渴望从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中汲取力 量、得到启示、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这是时代与社会对历史学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 ，史学家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所驱策，把著史视为书生报国之要道，这是史学 家主体的自觉。正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促成了中国通史的撰述与研究在抗战时期形 成高潮。
    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纷纷寻 求济世之良方、探索报国之途径，史学家的选择是--著史以激扬民众的爱国热情，而 最能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大家公认是中国通史。据陶希圣回忆：1931年傅斯年担任中 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同时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北平图书馆召开会 议，傅斯年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国难当头“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大家讨论的结果 之一就是编著一部中国通史（注：《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版， 第286页。）。邓之诚同样认为通史编撰意义重大：“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 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 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莫如读史，诚欲读史，莫如注重事实，先编通史”（ 注：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编著中国通史 之所以成为史学家报国的首选，是因为通史贯通古今的叙事方式最宜于完整地回溯过往 的历史，从辉煌中汲取力量，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于衰败中总结教训，备现实之 参考，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如张荫麟所说：“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 头，……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 的历史的壮观”（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缪 凤林在流离颠沛中看到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联想到祖先昔日的辉煌，民族自豪感被深 深地激发，不禁感到：“我国族之蕴藉，若是其宏硕，宅居之山河，若是其壮美，经历 之年岁，若是其悠久，余忝居讲席，当此神圣抗战之会，既不获执干戈以临前敌，苟对 我先民盛德宏业，犹弗克论载，罪莫大焉”，因此开始撰述《中国通史要略》，目的在 于“就我国族所以开拓广土团结众庶及历久长存之本原，与政治文化社会各种变迁之荦 荦大者，略述其根柢与趋向，以饷学子”，同时也把它看成“书生报国之一端”（注：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一册，国立编译馆1943年版，第1页。）。不能拿起枪奔赴 战场，便应拿起笔书写历史，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不啻为民族的罪人，这是一种 怎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史学家、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国家能够 从屈辱中走出，创造新的辉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对通史撰述的重视。以考辨古史起家、努力探求历史之“真 ”的顾颉刚，抗战时期的工作重点也随时代主题的转变由求真转向了致用：办《禹贡》 倡导地理沿革史的研究，并关注边疆史、民族史；深入西北考察教育、民族状况；身处 西南，在《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致力于边疆研究，等等，而其中一项为顾氏悬 为理想的工作即是中国通史的创作。顾颉刚看到社会对中国通史的迫切需求：“这数十 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 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 是应当归我们的”（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1934年3月。）。由于对民族问题有深 切的体会，他立志打破以汉族为本位的通史编撰格局，创作一部以全体中华民族的活动 为中心的通史，从历史上证明中华民族不可分离，从文化上证明中华民族为一个相互融 合的大集团（注：参见顾潮：《历劫志教终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纵观顾氏的学术生涯，似乎中国通史的创作仅为一高悬 之理想，缺乏实际的行动，其实不然，他殚精竭虑致力于地理沿革史的研究正是为了给 中国通史的撰述打下牢固的基础，顾氏曾明确表示，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两个专门史的 研究团体，“所研究者虽为部分之中国史，而实际不啻为中国通史筑一坚固之基础”（ 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1月。），在此， 顾颉刚由专致通的治学路径、以中国通史为最高目标之意表露无遗。在研究过程中，我 们惊奇地发现，当时如顾颉刚、陶希圣、钱穆、张荫麟一般在专门史领域卓有建树的史 学家，居然都把撰写一部出色的中国通史引为理想，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由此看来， 专与通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二者不可或缺，互为依存，专是通 的基础，而治专史者具有通识则可达到更高境界，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无不走的是专与通 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