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编著通史所宜采用的体裁，周谷城认为：已有的史书体裁--纪传体、编年体、 纪事本末体，甚至包括新体章节体，都是破坏历史完形的，因此不适宜编著通史。纪传 体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之处在于：常把完整之事分散于不同的纪或传中；将同一时期同 作一事之人不合并叙述；分类以叙事。编年体按时间前后排比事情，然而同一年或同一 月所发生的事情，彼此间未必有不可移易的关系，一件事情之产生、发展、完成，又未 必在同一时限之内，往往有隔越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按年排比必然将一事分散，历史的 完整性亦不能保。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有二：一则不为人物所拘，以事件为叙述对象，较 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二则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然而 《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着明显的缺点：一，事情与事情之间或篇与篇之间没有联系； 二，每一事情之内，或每一篇内，没有分析；三，未能充分表现人类过去之活动。对于 为20世纪多数通史所采用的新体--章节体，周氏更是表示出不满，认为“就史料，或 个别的史事，或典章经制之分类排比而言，此体为最进步；若就历史自身而言，则最能 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者厥为此体。此体通行，只见动的历史化成静的史料；只见历史之 完形化为史料之分类排比。致读者只看见条理系统井然的史料，看不见活跃而完整的人 类活动”（注：以上引文皆见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1940年版。）。这 样看来，似乎没有可供周氏选取的体裁，那么他的《中国通史》又采用了何体呢？将在 下一部分论述。
    张荫麟主要探讨了通史选材的标准和用以组织材料的范畴。首先，张氏归纳出“今后 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选材的五条标准：“新异性的标准”， 即事物的特殊性，包括时空位置的特殊性和内容的特殊性；“实效的标准”，即“史事 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愈大，则愈重要”；“文化价值的标准”，“所 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按照这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训诲功 用的标准”，“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 关于这条标准，张荫麟特别指出，“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的标准。近代史家的 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按照他的意见，这 条标准在通史里要被放弃，不是因为历受不能有训诲的功用，而是学术分工的需要；“ 现状渊源的标准”，即详近略远的原则（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许冠三 对张荫麟提出的“笔削”标准极为推崇，称“荫麟对新史学最具体而又最重大的贡献， 无疑应推通史取材原理的发明”（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其实，几乎所有史家在通史编撰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史料的抉择去取问题，很多人也会在自序中简单表白自己的处理方法，但是很少有人 像张荫麟这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所以张荫麟的工作确是开创性的。
    如何把根据以上标准选取出来的大量史实组织成一系统，张荫麟提出应据两个范畴： 因果的范畴和发展的范畴，其中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定向的发展、演化的发 展、矛盾的发展。他指出：因果的范畴是“一个组织体对于另一个组织体的动作，或一 个组织体对其自然环境的动作，或自然环境对一个组织体的动作或一个组织中诸部分或 诸方面的交互动作。而发展则是一个组织体基于内部的推动力而非由外铄的变化。故此 二范畴是并行不悖的”。发展的范畴下的三个小范畴都“是一种变化的历程”，但有所 不同。所谓“定向的发展”指“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趋一定的鹄的者” ；“演化的发展”指“在其所经众阶段中，任何两个连接的阶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 ’的阶段与其‘将毕’的阶段则剧殊。其‘作始’简而每下愈繁者谓之进化，其‘作始 ’繁而每下愈简者谓之退化”；“矛盾的发展”指“肇于一不稳定组织体，其内部包含 矛盾的两个元素，随着组织体的生长，它们间的矛盾日深日显，最后这组织体被内部的 冲突绽破而转成一新的组织体，旧时的矛盾的元素经改变而潜纳于新的组织中”。张荫 麟所讲“定向的发展”实指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演化的发展”指在历史总体进化的大 方向下有局部的、阶段性的特例，历史的演化是有阶段性的；“矛盾的发展”指矛盾对 立面的斗争，这些认识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尤其是“矛盾的发展”的论述，讲出了 矛盾双方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十分接近唯物史观。至于这四个范畴的适用范围， 张氏主张最好能“兼用无遗”，以期尽可能丰富地表现历史。
    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和张荫麟的“标准”和“范畴”在强调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上 认识一致，而二人在通史写作中都贯彻了这一认识，注意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使之共同 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张著每节为一独立事目，给以相当透彻的叙述，同时节与节之间 又有密切联系，节中、节与节之间往往有承上启下的过渡句，既适时总结上文，以使读 者明了，又恰当引出下文，表明上下之联系。周著亦同样，这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典型例 证。
    三史观多样、史体丰富
    在抗战时期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由于各家各派史家所持历史观的不同，他们对中 国历史的理解和诠释自然有很大差异，相应地，所采用的编撰形式也不尽相同，加之各 书面向的读者群、提出的著述旨趣各不相同，因此，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面貌各异、异彩纷呈，这正显示出抗战时期中国史坛的勃勃生机。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通史著作相继问世，用科学的理论对中国历史做出全新阐释，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可谓独领风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的通史著 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阶段，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以经济因素为历史变动 的决定因素；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把以往的全部历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描 写被统治阶级的苦难，揭露统治阶级罪恶，这是其共同之处。同时，因为写作背景和写 作目的的不同，这三部中国通史又各具特点。范著是范文澜于延安受中宣部之托，为干 部补习文化所编，拟定的编写原则是：简明扼要、通俗生动；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 社会发展法则；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及《关于（中 国通史简编）》，见《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翦著诞生于重庆 ，时值皖南事变后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指示重庆的进步学者：“形势不利于大规模 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 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注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4页。），因此，《中国史纲》一、 二卷重在突出学术性，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最大限度地使用了考古发掘和古文献资料讲 述先秦和秦汉的历史。而吕著从名称即可看出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简明”，此书是为一 般自学青年及中学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而写，简明通俗。如对远古及商周历史的讲述， 用众所周知的传说故事为题，以传说所反映的历史内容结合考古发现把握当时的社会轮 廓。作者自称该书写法与以往的中国通史颇多不同，最重要的有：“第一、我是把中国 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把握。第二、我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 ，和抽象的论断。第三、我尽可能顾照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 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并认为这几点应作为“写通史的基本观点”（注：吕振羽： 《简明中国通史·序》，生活书店194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