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发展所提供的条件来看，自20世纪初到三十年代，无论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 ，还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都极大地丰富、进步了，各种专门史的研究日益深入 ，这一切都为中国通史的编撰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条件。顾颉刚1936年前后曾称当时为“ 历史观念极发达，历史学者日众多，而中国通史的创作渐有希望的时候”（注：《谭其 骧来信之“编者按”》，《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7期，1935年12月。）。张荫麟也于194 0年指出：“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年来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 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 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 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在 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 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 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翦伯赞则 呼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的问世，“关于中国通史，除日本历史家森谷克己的 《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苏联历史家沙发诺夫的《中国 社会形势发展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等似是而 非的著作外，我们还没有看见一部相对正确的中国通史”（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 程·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诚然，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已数十 年，然而还不曾有一部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担负 着时代的重任。
    无论是社会的客观需要，还是史学家的主观自觉，对中国通史编撰提出的要求都是“ 新”，虽然对“新”的主张各不相同，新史观、新材料、新体裁、新见解、新史家，等 等，但都体现出史学家改革创新的探索精神，这正是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二对通史编撰理论的探讨
    抗战时期形成的通史撰述高潮，在客观上需要对通史编撰理论有进一步的探讨，而此 时对通史编撰理论有深入阐发的当属周谷城和张荫麟二人。由于二人皆有深厚的西学素 养，故而能把以往史家在编著过程中不自觉运用的原则加以提炼总结，从历史哲学的高 度来阐释通史编撰之理论。
    周谷城的通史编撰理论是以其历史完形论为基础的，周氏的历史完形论受到的关注不 多，而且解放后周氏《中国通史》的修订版基本删去了具体论述，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 观点，因此有必要作一较为详细的介绍，其基本观点如下：
    （一）史料史观非历史。史料是历史的片段，从片段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完整的历史，但 完整的历史决不等于片段的史料，同样，史观也不是历史，史观只可视为历史的看法， 以史观为指导从史料当中寻找历史是可以的，但史观决不是历史自身。
    （二）过去活动为历史。历史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但截至今日为止，“所有历史书籍都 不着重这一点，甚至完全遗漏这一点。于是历史书籍中所见的只是记事文字之摘录，或 典章制度之说明，或个别史料之排比，而不是过去活动之显现。换言之，史书中所见只 是静止而不是活动。”此中原因或出于“无意的忽略”，或出于“有意的主张”，其中 “无意的忽略”包括：忽略活动之自身与活动之记述的区别、活动之自身与活动之成果 的区别、活动之自身与个别的史料的区别；“有意的主张”最明显的表现则是，有意略 述朝代之交的剧烈变动情形，以静止为叙述的对象，不以活动为叙述的对象。以往史书 在体裁形式上所采用的分类和分朝的叙述方法，最易把活动的历史变为静止的历史。
    （三）历史自身之存在。“所谓历史学，也不过是研究人类过去之活动，分解此活动之 诸种因素，寻出诸种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明白此活动之自身而已”，因而 ，研究历史“始终应当追随着维护着它那客观的独立存在，不应当将此客观的独立存在 化为主观的”。这里，周谷城特别指出，中国传统史学中源远流长的资鉴说，导致历史 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无法维持。历史完形论与资鉴说的不同之处在于：“资鉴说不惜破坏 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摘取个别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训条；完形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 客观的独立存在，明了历史之自身，以增今人的知识。一则治史以受训，一则治史以求 真；一则把历史当作一种供我们摘取先例的宝库，一则把历史当作客观的独立存在，应 该从正面研究的东西”。
    （四）历史自身之完整。这一点是接着上一点说的。资鉴说摘取个别先例作今人的训条 ，这个先例既是存在的，似乎不应该说资鉴说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这就要区分 历史自身之部分与历史自身之全体。“目的在摘取先例以资鉴，则任取今人所需要之部 分便可以，若目的在阐明历史之自身，则非着重此自身之全体不可。”周氏始终认为历 史科学在许多地方是同自然科学一样的，“自然科学固然要寻出事物之诸现象间不可移 易的关系，始得谓之认识了该事物；历史科学亦必分析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的诸因素， 寻出诸因素间不可移易的关系，始得谓之认识了历史。”
    基于这些认识，周谷城主张编纂通史最基本的要义是维护历史之完形，必须注意的是 ：通史并非专史之和；通史的对象为活动；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行文以说明史事为 标准；标题以符合内容为标准。周氏特别强调所选之材料应为历史自身之一环，编著通 史应揭示各环之间的联系，显示历史自身之完整性。“倘所选之材料不是构成历史自身 之一环，或是一环，而移易了地位，以致与前后各环间的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或因果关 系，被打断了，则文字无论如何优美，终亦不能显示其所应有之效用。”很多通史著作 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孤立无援的，前后全无联系，历史之完形不可得，读者自然没有深刻 的印象。历史之完形是周氏欲极力维护的，其《中国通史》也确实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理 论，注意各章节之间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周氏通史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