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唯物史观的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从经济因素入手考察历史变动的原 因，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吕思勉、周谷城的著作较明显地体现出此意识。周谷城《中国 通史》第二篇讲述自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年（BC770-AD9）的历史，周氏把这段历史的总 特征概括为“私有制生成时代、社会关系发生剧变”，下设六章，分别为：新经济腐蚀 贵族、新经济促成霸政、新经济产生新阶级、新阶级之创造集权帝国、集权帝国之制度 、随社会而演变的学术思想（注：据开明书店1940年版。解放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的修订重版做了调整，此篇和第一篇合并，名为“古代中国”。），可以看出，所有的 论述都围绕着“新经济”这一中心，揭示出由于经济的变动，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 治制度，以至学术思想都相应地发生变化的历史规律，环环相扣，分析透辟入理。
    另有一些史家认为思想、文化、制度是历史变动的根源。钱穆就认为：“全史之不断 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 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对于中国历史 上的大变动，如东汉以后的分裂、隋唐的兴盛，钱氏都是从精神和思想文化方面给予解 释的（注：何兹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见李振志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 997年版，第149-150页。）。缪凤林同样关注制度、文化，从他的《中国通史要略》目 录上即可清楚地看出制度与思想文化所占的重要比重。《中国通史要略》系在其前著《 中国通史纲要》的基础上完成，《纲要》分为导论、历代史略、政治制度、学术文化四 篇，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是重要的两大块，《要略》的撰写仍保留了这一认识。以第四 章“列国时代（东周）”为例，此章共有35目，其中11目叙东周史略，10目叙学术，7目 叙制度，5目叙经济，可见对学术和制度的重视。而且，缪氏明确表示“经济史观不能 解释全部历史”。他以季次、原宪的事迹为例证：“观季次原宪之行，则虽在黄金万能 时代，人生之价值，仍有远超经济之上，而丝毫不为经济所屈者”，故而得出“历史现 象，错综繁赜，固未可尽以经济解释矣”的结论（注：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一 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67页。）。钱氏和缪氏的共同之处在于，上承国粹主义与 学衡派精神，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怀有深沉的热爱，以宣扬本国文化的生命力、增强国人 的自信心、激扬民族热情为己任，他们的著作对于振奋民族精神、砥砺国人志气起到了 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体裁形式上，章节体成为史家的首选，同时也有仍依旧体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 史》就仍采用纪事本末体，分类以叙事；钱穆《国史大纲》则采用纲目体，大字提纲挈 领，详近的论述则用小字低两格书写，眉目清楚。同样是使用章节体，各人又有各人的 特点。《吕著中国通史》在编排上独具匠心，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历朝社会、经济、政 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变迁，下册按时间顺序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上下册其实是两 种不同的体裁，上册文化史部分类似典制体，下册社会史部分则类似编年体按时间以叙 事；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为章节体辅以纪事本末体之作，按时代划分章节，章下以 事设目，该书的不足之处在于，目录上标明了各目名称，但正文中为连贯叙述，阅读起 来不甚清楚明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也是把纪事本末体的精神融入章节体的形式当 中，全书“选择少数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 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注：张荫麟：《中国史纲·初版自序》。）。由于“ 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 动”（注：张荫麟：《中国史纲》，第1页。），因此全书章节的设立紧紧围绕这三个方 面。这一时期采用章节体的通史著作多数是以朝代划分章节，周谷城曾批判旧史分朝叙 述的方法把活动的历史变为静止，认为新体上古、中古、近古的划分办法只是形式上的 更改，着重点仍在朝代，周氏的《中国通史》力图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全书五篇分别 为：游徙部族定居时代（BC770年以前）、私有制生成时代（BC770-AD9）、封建势力结晶 时代（9-960）、封建势力持续时代（960-1840）、资本主义萌芽时代（1840以后），每一 时代的特征相应概括为中国民族初步形成、社会关系发生剧变、由内乱到种族战争、种 族战争愈演愈烈、工国农国相摩相荡，而各篇章节的安排都是为了论证这些时代特征， 秦汉隋唐这些耀眼的大帝国被放置在时代特征下讲述，历史地位被缩小到了极点。
    在文字表述上，除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外，大部分采 用的是白话文。文字之优美，首推张荫麟和翦伯赞。这一时期，史学更多的是面向广大 民众，多数史家顺应社会的需要力求文字的通俗，“使有水井处，人人皆熟于史事”（ 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为史学的大 众化和通俗化做出了贡献。事实证明，文字表述成为决定著作影响的重要因素，广为传 播的都是通俗晓畅、文字优美之作，可见文字表述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