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流人的量移
        虽然根据史籍所载流人的量移早于左降官的量移，但自开元十七年十一月玄宗《谒五陵赦》之后，不管是皇帝的诏令制赦，还是皇帝的赦宥之文，都常常将二者同时提及，从《唐大诏令集》有关诏令和《册府元龟》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情况，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惯例。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将流人的量移与左降官的量移区分开来，而不能将二者视为一种事情。
        唐代的流人即配流之人，是触犯律条规定的笞、杖、徒、流、死等五刑之一的流刑的罪犯。依照唐律的规定，谋反、大逆、犯赃的官僚贵族和一般罪犯因违犯法律被处流刑，往往要配流和放逐边州，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中这类事例也甚多，不拟一一列举。但就总体而言，自武德七年韦挺、杜淹、王珪因坐杨文干构逆罪流于越嶲，终唐之世有关配流贬谪者不下数百人次，而被配流者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岭南、剑南、黔中、安南等荒远之地，一是塞北和西北边州，一是荆、湘、吉、岳诸州。在统治阶级看来，这些地区是边远之地，关河悬远，将罪犯配流于此，便于对其控制和管理。同时，一般内地居民深受传统影响，安土重迁，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不愿意与自己所属的家族共同体分离，所以，将罪犯配流荒远与边州之地，既能惩罚罪犯，又能增户实边，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依照《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犯流应配”和《大唐六典》卷六“刑部尚书郎中员外郎”的规定，配流之人可以携其家属移往所配流之徙所，常流居作满一年、加役流居作满三年、或遇赦免去居作者，“于配处从户口例，课役同百姓”，即就地附籍，同当地百姓一样从事生产，纳课服役。而流人身份的解除，却要待刑满后放回原籍才行，由于这个缘故，《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说：“非反逆缘坐，六岁纵之。”也就是说，一般流刑罪犯的刑期以六年为限，刑满后放还原籍。关于这点，《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有明确的记载：“宜准《名例律》及《狱官令》，有身名者，六年以后听赦；无官爵者，六年满日放归。”宪宗元和八年正月，刑部侍郎王播上奏重申：“伏请自今以后，流人及先流人等，准格例，满六年后并许放还。”②这些都是对一般的常流和加役流而言的，可以说是属于有期配流。而事实上，一些重罪之人，往往是要被长流远处的，形成了无期的流配现象。如《通典》卷一七○《刑法八》录有《开元格》的内容：武周朝酷吏来子珣、万国俊等二十三人，因残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状尤重，其“身在者宜长流岭南远处，纵身没，子孙亦不得仕宦”。之后，皇帝在颁发诏书命令处罚重罪犯时，也常常有长流字样，如第五长琦之长流夷州、韦坚之长流临封、高力士之长流巫州等，这都是没有特别声明而遇赦不得返回原籍者。与长流相反的，还有罪轻或其他原因不应配流而特予配流者，则以三年为限，即所谓“特流者，三岁纵之”③。
        不管是一般流人的六年放还原籍，还是特流者的三年放还原籍，可以说都属正常之例。如果说长流是配流中不许返还原籍的例外，那么若遇皇帝赦宥，按照有关赦宥诏令的节文，流人也有不计年数，提前得以放归本管便是一种特例。由于流人在配流期间除要受到有关法律规定的约束外，还得身处远离京师、内地的自己家族所在之处的配流所，而量移流人，也正是在这种刑罚制度下发生的。流人在遇到赦宥时，未到刑满期限就从原先配流的边远地方移向近些的内地，但这仍和流人刑满放还原籍有质的差别。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以上所引史料已向我们说出了量移流人的特征：“已决及流三千里者，节级稍移近处”，说的就是在原先配流里数的基础上移到距内地近些的地方安置。
        如果说“节级稍移近处”交待了量移流人的特征，那么，《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中的记载就更进一步说明了唐代量移流人的一般做法和程序。穆宗长庆四年四月刑部奏：“准其年三月三日起请，准制，以流贬量移，轻重悬殊，贬则降秩而已，流为摈死之刑，部、寺论理，条件闻奏。今谨详赦文，流为减死，贬乃降资，量移者却限年数，流放者便议归还。准今年三月赦文，放还人其中有犯赃死及诸色免死配流者，如去上都五千里外，量移较近处；如去上都五千里以下者，则约一千里内。与量移近处，如经一度两度移，六年未满者，更与量移，亦以一千里为限；如经三度两度量移，如本罪不是减死者，请准制放还。”穆宗对刑部此奏下制，“可之”。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量移流人的具体作法和情况：
        第一，所谓的“节级稍移近处”，就是视流人被配流的边远地方与内地上都（即都城长安）的距离由远处移向近处安置，并且还要参照原来所犯罪之应配流的里程，然后再作出安置何处的决定。因此，这里的移到近处都是相对于流人原先的配流地而言的。
        第二，一般流人在六年刑期内遇赦便能量移，可以不止一次，甚至“三度两度量移”，而每次量移的依据是皇帝的赦宥或诏令、赦书的节文。史书中也有这方面的实例，《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云，宋璟的儿子“浑在平原，重征一年庸调；作东畿采访使，又使河南尉杨朝宗影娶妻郑氏。郑氏即薛稷外孙，姊为宗妇，孀居有色，浑有妻，使朝宗聘而浑纳之，奏朝宗为赤尉。”恶迹暴露，“浑流岭南高要郡”，“后浑会赦，量移至东阳郡下”。表明遇赦是流人得到量移的前提条件。
        第三，不管流人被量移过几次，但都未回到原籍，即与自己的家族共同体所在地以及内地仍有一定的距离，同“满六年后并许放还”也有质的差别。正因为这样，刑部的奏文在备述了量移流人的细节后又说“准制放还”，说明即使流人已经被量移过了，但是还未回到原籍，只是移到较原先配流处相对近些的地方附籍而已。
        由于流人是罪犯，其在配流期间一律由当地政府监督与管理，并要受到“勿许东西”①、“不得因事差使离本处”的限制和约束②，所以，量移流人无疑还得有一定的程序。《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条中所录的宣宗大中年间御史台之疏奏正好作了回答与补充：“起请赦书节文，流人该恩例须磨勘文书，虽曰放还，尚为拘绊。其人经三度量移者，赦书后，委所在长吏仔细检勘，无可疑者，便任东西，讫具名闻奏。臣今条流，其流人每每量移之时，请委刑部具先流甚处，相承牒，准赦文，当日放东西，讫具名闻奏。其流人未有处分者，请委刑部准此磨勘，牒报本道，并其事由报台，庶免留滞。”据此可见，流人经过三度量移之后，原先所受之约束也相应解除了。而量移到什么地方，由刑部参照先流何处以及赦文的规定予以审查核准，同时，将相关文牒送往与之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御史台，以便执行量移和进行监督。
        由上可以看出，唐代关于流人的量移不但自玄宗开始一直存在，而且有一套相应的规章制度。量移流人的依据是皇帝的赦宥及有关节文，具体量移到何处由刑部按照规定审查核准，而御史台对其执行情况有监督权。遇赦酌情移到近处安置的这种量移流人的制度，对于流人来说，只是相对于原配流地是移近了，但仍未回到原籍所在地，因而同刑满放还原籍有质的不同。另外，一般情况下流人身份的解除要待配流满六年才行，而量移制度的出现，也能导致流人的刑期缩短，“如经三度两度量移，如本罪不是减死者，请准制放还”，这便是最好的说明。如果从这点出发去看流人的量移，那不仅仅只是一个遇赦酌情移近安置的问题，有时还可在多次量移的基础上未到刑满期限而提前返回原籍，这样就使流人的量移成了不计年限提前放还原籍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