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左降官遇赦可以量移。左降官除了五考期满量移之外，还有其他可以得到量移的途径，如幸逢皇帝即位、生日和其他节庆，为了体现皇恩浩荡，人人“必霑庆泽”，往往会下制敕或颁赦宥以示其仁德深厚广大，而遭左降的官吏也能因此在未满五考时得到提前内迁、升调，《唐大诏令集》中“帝王改年”、“帝王即位赦”、“典礼”等条目和《册府元龟》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中很多赦书都有“左降官量移近处”的文字，两《唐书》中也有这方面的事例。《旧唐书》卷九八《韩休传》说，玄宗时，韩浩在籍没王鉷家财时有所容隐而被人告发，其兄弟韩洪、韩汯 “并坐贬职，后遇赦，量移洪为华州长史”。德宗时，卢杞因排斥异己、构陷他人而引起舆论不满，被贬为新州司马，“遇赦，量移吉州长史”①。同时，白志贞被贬为恩州司马，“遇赦量移阆州别驾”②。贞元二十一年，德宗“有诏蠲畿内逋租，（李）实违诏征之”，并大肆暴虐，“遂议逐之，乃贬通州长史……遇赦，量移虢州”③。又如，穆宗即位，孟简因贿赂吐突承璀钱帛事发，被贬为吉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长庆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长州刺史”④。可见，贬降、左降之官遇赦量移，即有移近的因素，又有转任的因素，而赦宥或节文是左降官得以量移的依据和前提，宪宗《定量移左降官敕》云：“如未满五考以前遇恩者，准当时节文处分”⑤。这说明左降官遇赦量移不受五考期满的限制，正因为有遇赦可以提前得到量移的情况，所以在唐代中后期，左降官这种内迁、改任的机会还是比较常见的，虽不同于五考期满而量移的定制，但也成了一种惯例，如白居易在《啖异可滁州长史，许志雍可永州司户，崔行位可隋州司户，并准赦量移制》中所说：“有司奉新制，明旧章，凡负疵瑕，必沾庆泽。况尔等各有才用，多淹岁时，谴累重轻，递从恩贷；班资远迩，率以例迁。”⑥下面的这段记载，不但说明左降官遇赦量移是一种惯例，还说明赦宥或节文是量移必不可少的依据。“宝历元年四月，群臣上尊号，御殿受册肆赦。李逢吉以李绅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盖欲绅不受恩例。”韦处厚上奏说：“伏见赦文节目中，左降官有不该恩泽者。在宥之体，有所未弘。臣闻物议皆言逢吉恐李绅量移，故有此节。若如此，则应是近年流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事体至大，岂敢不言……伏乞圣慈察臣肝胆，倘蒙允许，仍望宣付宰臣，应近年左降官，并编入赦条，令准旧例，得量移近处。”敬宗看到奏章，“深悟其事，乃追改赦文，绅方沾恩例”①。可见赦宥节文中的内容对左降官是何等重要。既然如此，量移往往也会融进和体现着统治者个人的好恶，这样有些左降官“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②，也就成了必然。
        再次，朝廷下令准许左降官提前量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统治者从某种需要出发，甚至会下令准许左降官不受五考满之限制而提前量移。开成元年二月，文宗颁敕云：“左降官有事情可恕，才用足称者，中书门下量才处分。”四年五月又颁敕说，六品以下贬降官吏“起今以后宜委吏部，许终四考满与替。仍先具事由，申中书门下取指检，不得同寻常员阙使用”③。这里虽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和约束，但还是为政绩突出、才能卓著的左降官提前量移而得到内迁、调任、升职提供了一条途径、增加了一个机会。
        虽然左降官有以上三种不同的量移途径，但事实上也有一些左降官因其所在的地方政府“申牒稽迟，致留滞者”，而也曾发生过一些按规定应该量移的左降官而未能得到量移的情况。史载：“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用”，直到顺宗即位才“始得量移”④。而白居易“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随例未量移”的诗句，也是对这种情况的感慨。
        综上所说，唐代的量移不仅适用左降官，而且也适用流人，因左降官是被朝廷降职削级并迁任外地、远地的官员，而流人是被封建国家判处五刑之一流刑而配流到边远地区的罪犯，所以二者的量移有质的区别：第一，流人得到量移的最终结果，或是移近附籍，或是放归原籍，他们要进入官僚队伍，还得按照《名例律》和《狱官令》的规定，“有身名者，六年以后听叙”⑤。即“三品以上，奏闻听叙；正四品于从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依此类推，直至“八品、九品并于从九品下叙”⑥。而流人在配流以前“无官爵者，六年满日放归，”要想出仕的话，还得先取得相应的出身、一定的资格才行。左降官则不同，由于他们本身仍是官僚队伍中的一员，所以左降官得到量移最终结果则是或移近、或转任、或升迁，“六品以下官，皆吏部旨受”，“五品以上及常参官，刑部检勘其所犯事由闻奏，中书门下商量处分”⑦。这说明只有官品高低的差异，其官员的身份始终未变。第二，流人的量移只有一条途径，即在刑期内遇到皇帝的赦宥和节文。而左降官的量移途径除此之外，还有考满量移和按当时具体规定量移的情况。左降官的量移是转任、升迁，并由远地移向近地任职，如“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韩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①。由此可见，左降官这种量移无论是官位品级还是任职地都有了变化。而流人遇赦量移，往往可以提前结束配流的生活，缩短刑期，故可以两度、三度量移，并有一定里程的限制。第三，流人与左降官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不同。审查核准流人量移的主管上司机关为刑部，而审查核准左降官量移的主管上司机关为吏部。陆贽《贞元九年南郊赦》云：“左降官及流人并量移。窜谪遐裔，冀速沾恩，比者准制量移……宜令吏部、刑部审检勘本流贬及量移”②。实际事例当中，也有左降官不愿意接受朝廷量移安排的，据《全唐文》卷三四○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载：“寻复贬南浦尉，经量移，不愿之任，得还本贯。”这里的“不愿之任，得还本贯”，是指不愿接受朝廷对他转任、迁任的安置而情愿告老还本贯，虽然都是还乡，但与流人六年期满放归原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量移自唐玄宗开元前期出现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发展，并逐步趋向完善。尽管唐代有流人的量移，也有左降官的量移，并且还往往相提并论，但两种量移仍有质的差别。顾炎武、袁枚都说出了量移是遇赦改近地的特征，并指出了后人将量移视为迁职的错误，但也只是道出了左降官遇赦量移的情况，既忽略了唐代左降官经五考满按定制量移和依照相关命令提前量移的事实，也忽略了唐代量移流人的事实。搞清唐代量移制度，不仅能从一个侧面看到唐代中期以后政治与社会的复杂状况，而且对了解和研究唐代的贬官制度及刑罚制度还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