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崇教授从教60年来，始终淡泊名利，一心治学，潜心耕耘于史学园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今虽已近米寿之年，仍日作不休，孜孜于书山学海而不倦。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嘱托，我们用三个半天的时间对陈光老进行了专访。老人追思以往，所历所感，娓娓道来，一位学者在自己所钟情的事业路上辛勤跋涉、不懈追求的足迹和情怀清晰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陈光崇，字祖同，1918年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先后执教于湖南大学历史系、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辽宁大学历史系。1988年于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上离休。在任期间，曾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研究员、辽宁省历史学会顾问、沈阳市第四、五、六、八届人民代表、辽宁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陈教授从教高校近60年来，在繁重的教学工作同时，努力从事科学研究，创获颇丰，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古代史学史论丛》、《史学研究辑存》、《寿补堂史学论集》、《通鉴新论》、《资治通鉴选读》等；主编的书籍有：《中国古代史》、《简明中国古代史》、多卷本《中国通史》隋唐卷、《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第八集。参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点校《奉天通志》、《通鉴新注》第十二分册。
    （一）
    就我们所知，陈光老在浙大，先读的是教育系，后改读史地系，且选定历史专业。是什么原因促使陈老作这样的选择呢？我们的访谈就从这个话题切入。
    陈先生说：我考入浙大后，先进的是教育系，后转到史地系，专攻历史专业。当时这个选择的改变是有原因的，这得从头说起。
    我生在湘中一个山村里，不过我们那地方也不是很闭塞，我家祖上也称得上殷实大户，族中不泛读书从仕之士，但到我幼年之时，我们这一房已经开始衰败了。所幸的是我得到外祖父的宠爱。我的外祖父是位乡村教师，一生游走乡里，教书授徒，为人古道热肠。我才六岁，他就把我带在身边，教我读书识字。外祖父是我的启蒙老师，对我影响很深，他不仅教我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东莱博议》这些经典古籍，培养了我对文史的浓厚兴趣，同时还教我君子处世为人之道，给我讲国家贫穷落后，男儿当作有志之士，报效国家。外祖父的言传身教，使我处处以他为榜样，立志要做一个他那样的“教书先生”。由于这一从小立下的志愿，使我在大学分专业之初，一开始就选了教育系。但是，渐渐地我的思想有了变化。
    我是1940年考入浙大的。当时，由于日寇的进犯，几乎半个中国都已沦陷，一些大学都迁往西南，浙大由杭州迁到了贵州，因为当地办学条件的限制，浙大分散为遵义、湄潭和湄潭永兴场三个校区。那时候，条件差呀，新生入学都集中在永兴场，不分科系听大课。不过，条件虽苦，学校学风却很好。当时校长是竺可桢，他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鼓励学术争鸣，自由讨论，鼓励学生自由选课、跨系听课。优良的校风，使简陋的校园里形成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和生动活泼的学术空气，学术报告会、各种讲座不断举办。在这些活动中，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是听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先生讲演。当时，浙大的学术报告会频繁举行，而且，报告人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敢于直言，每听一次都很受教益。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次听梅光迪先生的讲演，他讲到《史记》，盛赞司马迁写游侠“言必信，行必果”，人格高尚，具有“不爱其躯”，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他以这样一些有感而发的言论借古讽今，痛砭时弊，既感人，又使人受到启迪，而对于自幼就喜爱历史的我，更由此增进了对历史的社会意义的认识。第二件事是到史地系听课。入学以后，就听说史地系名师荟萃，学术空气也特别活跃，不少外系学生都去听课。我选听了谭其骧主讲的《中国通史》。谭先生是浙江人，但说一口北京话，很好听。课也讲得好，知识丰富，旁征博引，表达又生动。所以，他的课大受学生欢迎。有的时候，他的课和教育系的课碰车了，我都宁可放弃教育系的课而去听他的课。梅先生的讲演和谭先生的课使我自幼对历史的爱好更加深了，对历史的认识更增加了理性的成份，我觉得，历史是培养优秀的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最好的教科书。就这样，我决定改读史地系，以历史教育为终身职业。那是1941年暑假，我向学校提出转系申请，那时候，转系是平常事，于是，那年下学期，我就得到学校批准，由教育系转入史地系学习。这一改，就终身和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浙大的教学安排还有一点和现在不同的是，史地系一、二年级是上共同课，三、四年级才分史、地两个专业。所以，我在读大二时，学习历史的同时，还学了不少地理知识，这对后来的历史教学和研究是很有好处的。
    1942年暑假后，我才完全进入历史专业这个学术领域。可以说，这是我事业征途上一个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时刻，从此，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讲授历史便成为我终生的唯一职业，即使是后来在拿历史开刀的十年动乱中，虽终日惶惶，仍心系史学而读史不倦。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得以受业于众多名师，亲聆他们深刻生动的教授，记得除谭其骧先生之外，还有张其昀先生主讲《中国文化史》、张荫麟先生讲《中国上古史》、陈乐素先生讲《宋史》、黎子耀先生讲《中国近世史》、陶元珍先生讲《明清史》、钱穆先生讲《中国学术思想史》、方豪先生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诸师学识渊博，各有建树，课又讲得深入浅出，都很受学生欢迎。其中钱穆先生的课尤为叫座，每次讲课，不仅教室里座无虚席，连门外、窗外都有不少人；不仅文科学生争着听他的课，连理工科学生也有不少人听他的课。钱先生个子不高，但声音洪亮。他从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一直讲到清代朴学。他高深的学术造诣、清楚精当的语言表达，牢牢地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陶元珍先生博闻强记，触类旁通，擅长明清史。我在大四的时候，选修了他讲授的《明清史》，并请他作我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我的论文题目是《明代之贵州》。陶师不惮烦劳，热情地审阅撰写提纲，开示参考书目，甚至提供必要的图书资料。那时候，贵州地处偏僻，又是抗战时期，搜集资料很困难，陶师的帮助是很可贵的。我与陶师之间也结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我的论文即将完成之际，陶师却离开了浙大，至今还记得临别之时师生赋诗话别的情景，陶师赋《留别》一诗相赠，我深深惜别，和诗二首：
    湘水娄山古播州，师门何幸得同游。忽闻前路骊歌起，醉罢逢人问去留。
    一自杭州到播州，几番寇警几迁流。纵然国难深如许，请益毋忘是旧游。
    不久，我的论文完成了，写了6万多字，获得了95分的好成绩，并联系好了文通书局，同意予以出版。但因日军进犯贵州，时局动乱，未能付印。
    大学时代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是一个人人生道路的定型时期。浙大求学的四年，正是关乎我一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四年，在良好的校风薰陶下，在众多名师的教诲和影响下，我在知识上大为长进，事业上方向明确，也亲身感受到了为人师表者应有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我有了一生的目标，有了作人的榜样，也有了奋斗的信心，以后，我就走上了历史教学这条路，始终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