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陈光老在谈治学经历时，已经结合具体事情讲到了一些治学体会，我们还想请他从总体上谈一些治史体会及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陈先生说：人老了，好老生常谈，也谈不出什么新意。不过，我还是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历史学是一门实学，研究历史一定要“求真务实”。这是史学工作者必须遵行的最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不变。强调治史要求真务实，肯定谁都不会反对，问题是如何做到求真务实，恐怕就因人而异，各有各的侧重了。我体会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要多看书。当然，做学问的都应该这么做，但这对搞历史的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历史学是一门实学，靠史料说话，没有充分史料依据的研究成果，只能是无本之木，靠不住的。而史料的搜集，全在于研究者所涉猎文献的多少，看书多，掌握的史料就多。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再说，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无论研究哪一个问题，有关的史料都散载于多种文献之中，不充分掌握所有有关史料，研究就难以深入。常常有这样的事，一个问题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甚至已经做出了结论，但在以后的读书中，会忽然发现一条新的史料，甚至还是很有价值的，或者可以为已做出的原结论提供有力的佐证，或者也可能令你对原结论做一番更深入的研究。这就是看书越多，才越能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这也是要多看书的重要理由。还有，由于文献的作者、特别是历来研究者所处地位不同、所获资料来源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致使同一件事的记载和看法往往多有歧异，甚至相互抵牾，是非迥异，在这样情况下，要做出一个公允的判断，也非多看书不可。总而言之，每研究一个问题，不仅要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文献资料尽量搜集，还必须把前人的有关论述也多作参考，这还只是最起码的标准。
    说到看书，还要强调一句，就是要注意看书的质量，要把握原书的原意，引用必须遵从原意，绝不能马虎从事，导致错误引用资料，或断章取义，使引用资料为自己的主观立论服务。那样，就犯了做学问之大忌。
    第二、要会考订。考订功夫是搞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功，因为弄清历史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而史书所记载的史实往往有出入，所以，考订工作必不可少。
    如何考订呢？方法有几种，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以史证史的方法用得较多，再就是以野史杂编、笔记小说证史，或以论文集、方志、碑铭证史，还可以诗证史。这些方法运用时可单用一种，也可几种并用，要视所掌握资料而定。
    关于以诗证史之法，我想多说几句。这个方法一般不常用，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我国古代名人多有诗词传世，诗中所记所抒都是亲历亲见之事，是可信度很高的一手资料，充分发掘利用对于弄清一些史实真伪是很有力的根据。比如《谭嗣同全集》中有他写的《送别仲兄嗣襄赴甘肃省父》一诗，注日“时年十有五”，已故杨廷福先生作《谭嗣同年谱》时，就以此为根据，说“光绪五年，秋，仲兄嗣襄赴甘肃省父”。但细检诗中“鹧鸪声里路迢迢，匹马春风过灞桥”及“春烟澹澹黯离愁，雨后山光冷似秋”等句，描写的全是春天景色，可见嗣襄赴甘肃并非光绪五年秋天。那么，应该是什么时候呢？据谭嗣同所作《三十自纪》，他于光绪五年秋由他父亲的任所秦州回到浏阳，便留在家中学习，嗣襄赴甘肃省父应当在第二年春天。诗注所说的“时年十有五”，是指的实足年龄，这是湖南人论年龄的习惯。这个问题的考订过程中，谭嗣同的诗文起了关键作用。
    再比如，王安石出使辽邦之事，史无明文记载，但《临川先生文集》中有十多首题咏契丹风物的诗，无疑是使辽时所作。《涿州》一诗写道：“涿州沙上望桑干，鞍马春花特地寒。万里如今持汉节，却寻此路使呼韩。”“持汉节”、“使呼韩”的话，就是他曾出使契丹最有力的证明。
    还有，史载《北使语录》一书，是欧阳修出使契丹时所作，但后来失传了，这对于研究其出使情形显然带来困难，但在《欧阳文忠公文集》中载有奉使诗多首，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不必一一列举。总之，具备一定的考订功力，是研究历史做到求真务实之必须。
    第三、要重实质。我在浏览新时期以来的一些史学著作和论文时，发现有的作品确有真知灼见，很为之高兴。但也有一种现象，令人忧虑！有的作品乍看起来满篇是生涩的辞藻，玄奥的议论，貌似高深，实则却是空洞无物，这距离“求真务实”的原则太远了。要做到“求真务实”，前面说的多看书、会考订是路径，或者说方法也可，而其本质表现应该是重实质，这是每一项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所谓重实质就是要在研究课题的本质问题上做文章，得出新的结论。史学研究的最本质问题无非三个层次，一是历史到底是什么样？二是历史为什么是那样？三是那样的历史在历史进程中有何作用？每个研究课题可以回答一个、两个或者三个问题，但不管回答几个问题，都要求研究者在广泛搜集资料、严加考订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结论。这样的成果才有价值，研究才做到了求真务实。
    再说一点，我认为做学问的人要有一颗淡泊宁静的心，这一点对于治史者来说更重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句古训很多人都爱说，但要真正理解不易，做到就更难了。做学问得有时间，研究历史就更需要时间，因为研究历史必须多看书，书看得越多，做研究的资本就越雄厚。但今天的社会物欲横流，难免为名利所累，屁股坐不住板凳，哪还有多看书的时间和心情？即或有人凭着头脑灵活，打几回快拳，搞出点东西来，也至多不过是应付一时的“小吃”罢了，绝做不出久享盛誉的“美味大餐”。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呢？当然，这首先决定于个人的志向，立志在学问上有大作为的人才可能有淡泊宁静之心，但同时要有一个有助于学人立此大志、成就此大志的环境，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现在搞专业的人的业绩很多情况下是以研究成果数量来衡量的，逼使他们不得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怎么可能静下心来多看书、多思考，当然就很难出好成果、出精品。古人云：“十年磨一剑”，可现在是不管大剑小剑，打出来就行，也根本没有条件细细磨砺，怎么会有削铁如泥的好剑呢？立志是研究人员自己能做到的，实现大志就非有有利的条件不可。我希望科研管理部门多注意这种情况，制订政策时考虑到尽量为培养一些有志的科研人员创造一些利于“磨剑”的条件，这也就算是一点不成熟的建设性意见吧。非淡泊不能明志，无宁静何以致远？新时期以来，科学繁荣，史学工作者们也在辛勤耕耘，推动着史学发展，成果数量可谓蔚为大观，可关键问题还是质量，愿我们史学界能多一点淡泊宁静，少一点名利浮躁，多出些精品，多出些与史学大国地位相称的、能享誉世界的传世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