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请陈先生谈谈怎样认识和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高校教育质量提高的大事。
    陈先生说：教学和科研应该是高校并重的两大工作中心，一个合格的高校教师，就应该能担起这两大任务。两者是一种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从时间上说，两者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处理不好就容易两耽误。偏重教学，忽视科研，不仅不能担起科研的重任，而且会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反过来，偏重科研而忽视教学，当然也不行。作为教师，教学上敷衍塞责，那就没尽到应尽的责任，是误人子弟，并且，这样的科研由于时间上的影响，往往也难以搞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成果。我体会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合教学搞科研，这样就能两者兼顾，互相促进，在教学中发现问题，通过科研解决，科研的过程也是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过程。
    我几十年教学当中，先后主要讲过三门课：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那时候，讲课没有现成的教材，讲课前不仅要备课，而且得自己编教材。一部好的教材，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史实的叙述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汇总，最可贵的是要有编写者本人的独到见解。要保证教学质量，首先就要保证自己编写的教材的质量。我那时候，每讲一门课，从编写教材开始，直到讲课当中，都把这门课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作为我的科研方向，以求达到教研相长的目的。就是这样，多年来，我的科研方向和选题都是同教学需要紧密相联系的。
    具体说吧。我从浙大毕业以后，就按照自己立下的志愿，当了教师，先后在重庆扶轮中学和安化英武中学教文史。1947年秋季，应业师陶元珍先生之邀，到湖南大学史学系任教。陶先生是明清史专家，当时是史学系主任，我到校后就随他一起研究明清史。那时学校图书馆正好刚买进一套伪满时期影印的《大清历朝实录》，按照陶师意见，我的研究工作就从对《清实录》的编目开始。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把4380卷的《清实录》从头至尾全部查阅一遍，编制了各朝实录的函数、册数、卷数、页数总表和每卷的起迄年、月、日及页数对照表，抄录了各朝实录的序、例、表文及纂修诸臣职衔与姓名，并仿《三国志》裴注的体例做了《永历实录》的补注。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实录体史书产生了兴趣，便进而研究这种史书体裁的源起、发展过程，写成《唐实录纂修考》一文。
    正当我在陶师的导引下在科研路上拓展向前的时候，陶师离开了湖南大学，应邀就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陶师走后，我的工作有了变化，转向了中国近代史教学，原来的研究计划也就搁置下来，而转向了新的研究。在近代史上，湖南有两个著名人物：谭人凤、谭嗣同，他们不仅在湖南很有影响，在中国近代也是有重大影响的。我把二人定为这段教学的重点之一，作重点研究，先整理了谭人凤的自传材料《石叟牌词叙录》，之后，编撰了《谭嗣同年谱》及《<谭嗣同书简>考释》。
    这个时期，有件事我想应该说上几句，那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李达担任了湖南大学校长。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任伊始，就号召全校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发展史。他还亲自给师生讲课。我本来对马克思主义是知道得不多的，但我也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衷心拥护解放，拥护共产党的方针，也就自觉响应学校的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学习，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及其重要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来说，确实很重要，这不是口号，也不是教条，这是我这些年研究工作中的真实感受。现在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以为然，或者有所怀疑，其实，这是学习不够，受一些外来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迷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在对唯心史观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史观，研究历史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否则，研究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准则，不能对历史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解释，必然走向歧途，而重拾唯心主义的牙慧。而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刻的理解，才能作到这一点。这个重要问题，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所认识的，并且，开始在教学和科研中自觉去运用唯物史观认识问题，阐释问题。我想，在今天，这个问题对搞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还是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1952年夏天，东北人民政府派人到湖南大学商调教师，支援东北教育事业，我响应号召，志愿来到人地两生的塞北落户。先执教于沈阳师范学院，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8年成立辽宁大学，沈师历史系并入辽大，从此，我就在辽大扎根了。
    沈师、辽大两校历史系的初创阶段我都经历了，那时候，师资严重缺乏，一个人至少同时要讲三门课程，而且，都没有现成教材，要一边讲课一边写讲义，真是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不用说起早贪晚，就连节假日都是在伏案工作中度过的。这样的紧张状态持续到1960年，共编写出《中国通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通鉴研究》、《中国史学史》等七种教材，共200多万字，使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两门学科粗具规模。后来，师资队伍扩大，高度紧张的教学局面得到缓解，我于1961年以后除开选修课之外，就主讲《中国史学史》这一门课，时间相对宽松些了。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学术环境又宽松了，时间和心情都越来越有利于学术研究，我的科研成果比60年代以前明显增加了许多。不过，少也好，多也好，所研究的内容都和教学内容紧密相结合，所有科研选题没有超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范围的。
    结合教学进行科研，首先是结合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进行研究。我认为，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名著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史通》、《通典》、《通鉴》、《通志》、《文献通考》、《文史通义》。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然就是教学的重点。而这些名著有的部头很大，有的文义艰深，自然成为教学的难点。白寿彝先生曾把上面这十部书统称为“四史六通”，为了讲好课，我对这“四史六通”作了重点研究，几乎每一部都有论文发表。
    其次，结合教学搞科研就是结合教学中的疑点进行研究。中国古代史虽然经过漫长时间内无数历史学家的相继研究，许多问题都已有了定论，但还是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没有弄清楚，这在教学中会经常碰到；还有些问题，似已有定论，但仔细推敲，你会发现尚有疑问，应当进一步研究。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总是尽力作一番研究，把问题弄清楚，争取给学生一个明确的解释。比如：在对范晔所著《后汉书》的评价问题上，有一种意见，认为范晔剽袭了华峤的《后汉书》，我经过将两书的仔细比对，搞清楚了两书有好多不同之处，即便有些雷同的地方也是有原因的，范书无论文辞，还是史论，都胜过华书，不但自成一家，而且超越了前人之作，其价值是不能否定的。我就此写成《关于范晔<后汉书>的三个问题》一文，澄清了范晔《后汉书》价值问题上这个有争议的疑问。我从这些研究中感到一种乐趣。在教学过程中，会经常遇到史学界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象“文革”前所说“五朵金花”、史学史分期等等，本应该结合教学进行研究，但我个人不喜欢打快拳式的研究方法，也没兴趣赶热闹，所以，在那些方面很少有成果，不过，对这些学术动态还是关注的，因为在教学时，必须把最新学术动态和信息传递给学生。
    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始终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在保证教好学的前提下，结合教学搞些科研，虽然这样做对科研成果的数量有一定影响，但我不后悔，通过有限的研究，解决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讲起课来确实是底气足，效果好，心里踏实。我认为，老师对学生来说，是教学相长；而老师对自己来说，就是教研相长。搞教学，离不开科研，科研能促进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