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光老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虽然于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所涉及，但主要还是侧重于中国史学史方面，有关成果比较多，其中又以对《通鉴》的研究尤为精深，有关成果为最多，我们请陈先生谈谈在这方面研究的感受。
    陈先生说：谈到更多致力于史学史和《通鉴》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还是和教学有关。刚才说过，我几十年教学，主要讲的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这两门课。起先讲古代史的时候，由于备课、讲课任务太重，压力太大，没时间搞科研，所以成果就不多。1961年以后，主讲中国史学史时，时间相对宽松了些，就可以多搞些研究了。搞科研是需要时间的，历史研究尤其如此，没有宽松的时间和环境做保证，说“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不过是喊喊口号而已，如果真能在短时间内搞出很多成果，那是很难谈得上是精品的，甚至根本谈不上学术研究，不过东拚西凑罢了。我的史学史方面成果所以多一些，正是因为有较多的时间。这是客观条件，还有主观上的原因，那就是由于对史学史比较有兴趣。我自幼爱读书，对古典文献有兴趣。以历史教学为专职，特别是主讲中国史学史以后，对研究史学的发展过程比研究社会历史发展本身更感兴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史也具有悠久的渊源，人们是通过史家的著作去认识和研究历史的，而那些著作都是历代史家各自观点的反映，所以，研究历史，必须研究历代史家和他们的著作。所以说，史学史研究对于历史研究很重要。基于这样的认识，更坚定了我对史学史研究的兴趣。这是史学史成为我的主要讲授课程和研究重点的原因。这里顺便说一句，现在有的院校历史系以学生不愿学为由，把史学史这门课砍掉了，连史学史硕士点也萎缩了，这可是个令人忧虑的大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史学大国，不下力气把史学史、史学理论建成优长学科，怎么能培养出史学大师呢？我们国家正在迅速向世界大国和强国发展，我们是史学大国，又怎么向世界史学强国发展呢？
    话说回来。在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我对《通鉴》的研究有所偏重，注意较早，投入精力也多一些，原因是我对这部名著有所偏爱。我在1957年秋天，就开了《通鉴研究》这门选修课，除对《通鉴》这部巨著作了全面的总体介绍之外，还选了书中十多篇各种文章作了标点、注释，作重点讲授。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与《通鉴》结下不解之缘的。我教授和研究史学史30年，读过不少史籍，不光是名著，凡是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史书，即使不是太有名的，只要能找到，我也都设法找来读，我觉得《通鉴》写得特别好。它有几大特点：1.它是我国古代一部真正的通史。它以政治为纲，从古一直写到后周，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2.历史真实性强。《通鉴》记事，从有文字记载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而没有采取这之前的传说时代；3.创新考异体例十分可贵。考异体例是《通鉴》的创新，保存了有歧异的史料，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认真态度也保证了这部著作的真实性；4、就是史料特别丰富。它以编年形式记载了一千多年间所有的历史事实，不象“三通”虽然资料也丰富，但只是典章制度某一个方面的资料。也不象记事本末体史书是一个一个事件的孤立记载，很多与事件无关的史料就不可能收进去。《通鉴》就没有这个局限。当然，《通鉴》写得好，我这只是很简单地说说，我写过《<资治通鉴>述论》一文，对此曾有所论述。《通鉴》这些特有的长处使我在所有史学名著中独对它特别看重，喜欢读它，自然对它下的功夫也就多些。
    就是这样，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以后的史学史教学过程中，逐渐积累资料，对《通鉴》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陆续发表了约30余篇有关论文，在1999年集结成《通鉴新论》一书出版。在1986年，还应山西人民出版社之约，编著了《<资治通鉴>选读》一书。
    对于《通鉴》这样的大部头名著的研究，很难谈到“精深”，我也只是读得多些，摸得熟些，那些年，有关它的一些问题总在我脑子里转，诸如作者司马光的生平，协修范祖禹等人的事迹，《通鉴》的历史观点、文献价值、编纂方法、征引史料的考核，乃至文字、标点的校勘，以及后人的评论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我都有涉及。所以，要说感受嘛，也不妨说一点。《通鉴》部头大，又是编年体，没有纲目便于查阅，要全面掌握它的内容和价值，就非得下一番笨功夫通读不可，特别是要考究清楚一个问题，查找资料是相当费事的，这就要求我们搞研究的必须有恒心，有钻劲，不怕烦难。《通鉴》写得好，让人越读越爱读，浓厚的兴趣使我到底将它通读了一遍，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更不知翻来覆去查阅了多少遍。所以能写出几十篇有关它的论文，对它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和这通读有很大关系。比如前人研究《通鉴》，大都只注意到了它是一部政治史，认为它缺乏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部分的内容，我在通读过程中发现这种认识与事实不符，经过反复翻查，辑录出书中关于学术思想、宗教源流、经学典籍、文史之学以及科学技术等五个方面的文化资料，写成《<通鉴>文化史述略》一文，既纠正了《通鉴》不载文化的误识，也弥补了《通鉴纪事本末》不纪文化的缺陷，还为《通鉴》文化史的研究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后来，白寿彝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很重视，说是“为《通鉴》文献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还有《<资治通鉴>述论》那篇文章，如果不是把《通鉴》完全读熟了，是很难写出来的。
    史实考订更是件又烦难、又费时的事。比如《通鉴》一共引用了多少种书，是史学界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针对各家所引书目各不相同的结论，采取反复对校、删除重复、增补脱漏的考实法，先后撰写了《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和《<通鉴>引用书目的再检核》两篇文章，最后确定了《通鉴》所引书目总计为359种。白寿彝先生认为我这番仔细的考订工作所得出的结论“对《通鉴》引书问题基本上作出了定论”。
    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通鉴》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座突起的丰碑，宋以后没有哪一部史书能与之相比。在它的巨大影响下，产生了许多相关著作，有续撰、改编、注释、评论、校勘等等，构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专门学问。1984年，正是《通鉴》修成900周年，在文献研究会召开的学术会上，我作了《通鉴学的形成与展望》的发言，提出了建立“通鉴学”的设想，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响应。后来，白寿彝先生为拙著《史学研究辑存》撰写序文，谈到我对《通鉴》的研究情况时，还鼓励我继续努力，“建立起通鉴学的基地”，使我深受鼓舞。本来还想多做一点事情，无如老境日深，才力绵薄，只能有负先生厚望了！不过，现在史学新秀不断涌现，相信对《通鉴》这样重要的史学名著的研究自会后继有人，并将之推向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