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发展
    1981年秋，里根又提名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为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国务卿。由于艾布拉姆斯并不反对人权外交，因此这次提名没有遭到国会的反对。艾布拉姆斯上任后，制定了一种强调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外交政策。因此，虽然里根政府继续编写《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但这些人权报告，却打上了里根政府极端反共的印记（注：托马斯·B.雅比、理查德·P.克劳德：《人权和统计》，第242页。）。
    里根政府编写的第一个《年度国别人权报告》，通过强调人权中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在1981年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序言”中，里根政府强调，如果人权的概念范围太宽泛，将会使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强调其他的人权，而掩盖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侵犯。因此人权问题必须集中在反共目标上（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986年国别人权报告》（U.S.Congress,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1986），美国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87年版，第1页。）。
    从1982年到1988年，里根政府发展了其驻外大使馆的信息网，扩大了《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内容。美国人权和人道事务局给美国驻外使馆的指示更详细、更具体。例如在1984年，美国人权和人道事务局要求各驻外大使馆要研究宗教对各国女权的影响，研究社会精英和军方在该国政治制度运行中的作用以及安全机构的作用等等。于是在1985年的美国《年度人权报告》中，就增加了上述内容。
    里根政府任命的人权和人道事务局的官员不是政客和普通官僚，而是级别较高的外交官，其级别一般相当于驻外大使。这些人与国务院各部门以及与美国驻外大使馆官员讨论问题时，凭借他们丰富的专业知识，一般都可贯彻他们的意图。因此，人权和人道事务局的权威增加了。
    人权与人道事务局的官员精通如何利用人权问题，来达到美国的政治目的。里根政府坚持在《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不讨论其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而要坚持政治自由比经济发展优先的原则。在里根政府编写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完全不写经济方面的内容，而是以政治方面的内容来取代它们（注：乔治·W.谢波德、维德·P.南达：《人权和第三世界的发展》（George W.Shepherd Jr.& Ved P.Nanda,Human Right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美国格林伍德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里根政府反对编写他国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方针，在美国很有市场，没有遭到国会反对。里根政府并不关心各国人民的人权，而只是利用人权为武器，来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因此美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把苏联描述为违反人权的罪恶帝国；利用人权问题攻击古巴；用歪曲事实的方式来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
    从1977年福特政府起草第一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起，到1988年里根政府下台止，美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编写已经从摸索阶段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美国政府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如何编写他国的人权报告，从而达到美国的利己主义目的。里根下台后，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基本遵循里根政府编写《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原则。
    四、《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在美国人权外交中的作用
    美国政府为了称霸世界，把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干预他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在美国的人权外交中，《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从政策上确立了以人权为政策工具，以达到美国外交战略的目的。国务院编写《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过程，就是统一美国外交思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人权外交从一种想法变成了实践，并形成了一种惯例。
    第二，围绕《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编写问题，在美国政府内形成了一股推行人权外交的力量。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外大使馆内出现了一批专家，国务院人权和人道事务局则成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中枢机构。
    第三，人权问题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后，反过来成为制约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对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审查和作出相应的对策，相当于制定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受美国援助的国家更是如此。美国总统和国务院，都要认真考虑《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内容，然后才制定相应政策。而制定出的政策又必须与《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解释的情况一致，才不会受到各方质疑。
    第四，《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增加了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透明度。由于《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因此对美国政府有掣肘作用。即便有时美国政府的政策与《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内容有分歧，但由于这些报告增加了人权问题的透明度，所以美国政府往往不得不做一些政策调整，以适合《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内容。
    第五，《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有时会误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使他们做出错误决策。《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信息不准确。由于编写者具有倾向性，而信息来源又缺乏准确性，就使涉及一些国家的人权报告带有偏见和不精确性。例如由于偏见，或者说是蓄意歪曲，美国1985年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就夸大了尼加拉瓜违反了人权的状况；对萨尔瓦多等国人权状况的描述也不正确。更为严重的是，对于反美的国家，其人权状况被描绘得十分黑暗。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美国政府则加以曲解，无中生有，无限夸大，甚至造谣诬蔑。例如对中国西藏的人权问题，完全不顾事实，颠倒是非，蓄意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