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给人类留下宝贵的遗产：主要是其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及其运作实践，及以民法为其精华的罗马法的不断丰富。“民主”这个词的起源，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从古典作家的用法来看，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给予人民以最高权力。这一付之实践的理想来自二三千年前的西方古典古代的民众，确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其民主共和制度初创之时，存在许多缺陷与局限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评价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般认为，由于奴隶、外邦人与妇女都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它只是在少部分居民中实行民主，同时上层阶级享有比一般民众更多的权利。如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有人口约31万，其中奴隶有11万，外侨3万不到，公民有17万余人，公民中妇女和儿童不享有政治权利，这样享有民主权利的成年男子才4-6万人左右，仅占全部人口的1/6。所以国内的一般教课书与世界通史之类，大多仍以此而取各种批评态势。其实无须对古人过于苛求，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城邦国家中，能有占1/6人口的数万公民得到民主的政治权利，便已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事业！张中秋指出：“如果考虑到历史的因素，那么这个比例在古代世界中当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占有总人口1/6的人享有了民主权利，才使雅典国家与古代其他特别是东方的国家严格区别开来，也才使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法具有了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它已在思想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石。”（注：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古典古代政体的特点是尽量排除个人独裁专权。雅典五百人会议的主席团，每年由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主席团设主席一人，相当于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每天早上抽签决定，任职一天，不得延长，不得连任，以至于有人说雅典每年有三百个元首。克里斯提尼时代，公民大会实行的“贝壳放逐法”，规定对于危害公民自由和现行制度的人要予以放逐，主要即用于防止个人专权的措施。亚里士多德称：“制订此法是由于对当权的人发生怀疑而起，……也被用来驱逐任何其他威势太大的人”（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27页。）。并逐步出现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雅典甚至已经出现了三权分裂政体模式的雏形。
    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罗马，则往往是元老院拥有最高权力，就民主程度来说，罗马要逊于雅典。罗马政治机构中最具个人权力色彩的官职是在特殊紧急情况下设立的独裁官，他实际上是从两名执政官中产生，由元老院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集军事与行政权力于一身，但这种职位是临时性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其职权即告终止，任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只是到了罗马帝国形成的前夕，独裁官的权力才急剧膨胀起来。总之，就罗马共和国整个政治结构而言，没有个人专权，平民也基本取得与贵族较为平等的权利。尽管元老院权力很大，毕竟“百人团民众会议、部落民众会议和平民部落会议具有三重性质：选举、立法和司法。”（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尤其是决议对全体罗马人都有约束力的平民会议。所以罗马共和国完成的是一种被摩尔根称为“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6页。）。
    虽然选举制往往被贵族操纵，尤其在古罗马“财富在百人团民众会议中占有决定性分量。”“虽然一切具备条件的市民均可以要求取得官职，但实际上这些官职都势必只在有限的家庭中沿袭，这些家庭逐渐形成一个狭窄的领导阶层，形成一种新的贵族政治。”然而，重要的是国家官员必须由民众会议直接选举，且受民众监督与对民众负责这一系列制度的滥觞。伯里克利时代，实行了官吏公职津贴制，使下层公民被选上官职由“可能”变为“现实”，得以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亚里士多德说：“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2页。）话虽说得漂亮了一些，但至少选举制度所反映的社会进步，这在古代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
    对官吏的监督制度也颇为严密。在雅典，官吏从当选到卸任，总共不过一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首先要接受资格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任职资格先由五百人会议审查，发现问题，就要提交法庭裁决。其二是信任投票，在五百人会议的每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都要对执政官和将军举行信任投票，看其是否称职。如果多数公民对某一官员投不信任票，他就得去法庭接受审理。由于主席团为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任期各为一年的十分之一，所以一年中就有十次这样的信任投票。最后是卸任检查，每个官员任职期满，都由专人（查帐员和助理员）对其在职期间的行政活动和经济帐目进行审查，如发现有违法行为，就送交法庭裁决。在罗马，“执政官在任职期间是不可侵犯的，但在任职结束后，他重新成为普通市民并对他担任执政官职务期间的行为负责，对他所做的侵害私人权利或国家权利的事负责。”（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
    雅典的最高法庭叫陪审法庭，其审判官叫陪审员，由三十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大部分是中、下层公民，每五百人组成一个审判庭，共有十个审判庭。至于每个人到哪一个审判庭，审理哪一个案件，都由临时抽签决定，最后投票表决当事人诉讼的胜负。这样的法庭运作较为廉洁公正，因为陪审员评判案件，除本城邦的法律外，就主要凭自己的良心，而无须慑服任何其他权威。古罗马有“向民众申诉”制度，或称上诉权法，如果对执法官的判决不服，公民可以向民众大会上诉，最后由民众大会作出有关裁决。它“使执法官治权中固有的处罚裁量权受到限制”，“被罗马人视为对市民自由权的最高宪法保障”（注：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48、267、153页。）。当然，其司法民主制度初创时期也演绎出一些冤案，但无须以此来全盘否定此司法民主制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