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要求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是难以做到的（按：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但西方古代社会毕竟将它作为理想提了出来，且在付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一些有关制度与法律，不管其民主制完善程度如何，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它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创造出灿烂的多元文化成果。古典古代的民主政体也一直在相当艰苦地与僭主、寡头政治相抗争，道路极为坎坷，如雅典出现过四百人政府和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最后还是被强权所摧折，罗马共和国也终被帝国取代，但它的生命力终将至近代重放光芒！
    在战国变法中我们看到，魏文侯在改革中能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以翟璜为上卿，李悝为国相，西门豹为邺令，吴起为西河守，乐羊为大将，……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时雄冠海内。齐威王在改革时也同样重视各式人才，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淳于髡主客，孙膑为军师，尤其是设立稷下学宫，招揽饱学之士，使其进退自由，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也使国力激增，强于诸侯。它给后人留下了在君主“人治”统治模式下一些颇为诱人的景色，这种“人治”经验虽也可套以“开明”、“仁政”之桂冠，然其不存在丝毫的“民主”制度之内涵，而终被纳入专制统治的轨道，成为其特定时期的一种补充，只能昙花一现而没有多少生命力。在逐步建立起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中，君主开始独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大权，直接导致秦代“皇帝”制度的产生。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专断一切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主要由皇帝任命，并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按皇帝的命令办事，而皇帝却几乎不受任何权力、法律的监督或约束。以皇帝独裁专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持续了二千余年漫长岁月的稳定的统治结构模式。
    在君主专制日益残酷统治之下，民众不要说批评君主，就是议政的权利都是被剥夺的。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也只是向君主负责，决非受民众监督，更无须民众的信任投票。朝廷专门设置的有关监督机关，监视的是全国民众乃至百官，直至进行残酷的杀戮。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为皇帝的爪牙，震惊天下的坑儒惨案，便是由御史一手承办的，实质上成为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在法家实行“轻罪重刑”统治政策之后，民众完全被残酷的法网所控制。
    战国变法以完备君主专制政体为其主要宗旨，在宗法等级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峻法酷刑贬压民众的社会地位，不存在一星一点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有关因素，从而中国古代没有一个人懂得什么叫“民主”！所有的人，只要一生下来就是君主的子民，非但没有独立的人格，且其人性被专制统治极大地扭曲，个人的创造力被不断限制与扼杀，在统治松弛的缝隙中产生的私有工商业和市场经济因素，也不时受到残酷的打击与取缔。以后出现的所谓汉唐盛世，主要是吸取乱世教训，采取调整部分统治政策的结果，这类调整是浅表性的，“盛世”也是短暂的，根本不能扭转它一步步走向专制深渊的发展趋势。
    中西上古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道路，不但反映出各自社会组织、政治技术诸方面的殊途，而且还显露出人们价值取向、人格神韵方面的迥异。在古典古代社会残酷的奴隶制表象之下，旋转着一个承认“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合理内核，人们开始追求每个自由民平等地位的社会理想，实践中采用民法（罗马法）进行统治与调节；而中国古代社会在强化国家共同体的号召之下，以君主为轴心的统治者为至高权威，决不允许有些微的违忤与怀疑，通过不断放大刑法的残酷性来维护其专制统治，走向一种普遍的奴隶制。这一段早期历史道路，其所创制度中所隐含着的精神文化内涵，给两者社会日后漫长的发展历程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