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61年9月在加纳爆发了城市工人总罢工， 起因是抗议因高额征税引起的物价上涨，而高额征税的目的是为兴建大型工程筹集资金，这时恩克鲁玛执行的极端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暴露出弊端。政府认为这次罢工是国内的反对派煽动的，故而在罢工结束之后加大了对反对派的打击力度，很快议会通过了《紧急状态权力法》，授权总统可以不与议会或内阁商量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不久又通过法案，在最高法院设立特别法庭，由总统直接任命法官，判决不允许上诉。这样严厉的镇压措施使一些反对派分子铤而走险，1962年8月1日，在加纳北部发生了谋杀恩克鲁玛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恩克鲁玛幸免于难，但当场有4人死亡，56 人受伤。随即恩克鲁玛又采取了更严厉的防范和清洗措施。1965年原反对党的领导人丹凯博士在被关押了3年多以后死在狱中， 在狭小的牢房里他始终身带镣铐，生了病也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而正是丹凯在1947年邀请恩克鲁玛回国，出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书记，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这时在执政的人民大会党内也出现了裂痕，党内的一些元老如伯德马等人开始怀疑甚至公开反对恩克鲁玛的政策。1951年伯德马曾在恩克鲁玛被捕入狱时扛着他的画像走遍全国，并承担起了人民大会党的领导工作，可算是恩克鲁玛最亲近的朋友。而在这时伯德马公开反对在最高法院设立特别法庭，因为这个法庭的法官由恩克鲁玛指定，有权因政治指控判决死刑，并不允许上诉。伯德马在议会中说：“我们通过了这项法案……就扑灭了晃动的自由之火星。我们可以被人从床上拉起来，接受即席审判并被定罪，然后就要面对行刑队……今天我们可以说：事情还不坏，还没有轮到我，只轮到我的兄弟，但不久就会轮到你，不会等太久。”[6]（P475）然后伯德马给恩克鲁玛写信， 说他们之间虽然有13年的友谊，现在却只能分道扬镳，随后他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加纳，流亡国外。
    为灌输他的思想，1961年恩克鲁玛在阿克拉郊区创建了“恩克鲁玛意识形态学院”，仅校园的建筑费用就化了几百万英镑。政府部长、党内干部、行政官员和议会议员们都要到那里去参加学习班，学习“恩克鲁玛主义”。1965年，他重组了内阁。在这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体内阁成员送到恩克鲁玛学院里去学习3个星期的恩克鲁玛主义。
    到恩克鲁玛统治的末期他甚至疏远冷落了支撑其政权的军警势力。因发生谋刺事件在警察中进行清洗时他解除了很多高级警官的职务，并在东德教官的帮助下组建了一支装备有精锐武器的总统卫队。而正规军却装备低劣，官兵待遇也远不如总统卫队，对军人的津贴越来越少。他们都有怨言，“有一天我们必须为用电付钱；第二天又被取消了训练津贴；再一天又没有了旅行的补助。我们真不知道又有什么事要落在我们身上。”[7]（P2）到1965年底，恩克鲁玛与军队的关系更加恶化， 他怀疑一些高级军官的忠诚，命令军队的两名最高指挥官退役。这件事激怒了军队。1966年2月， 加纳军警趁恩克鲁玛出国访问之机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执政近10年的恩克鲁玛政权。从此，恩克鲁玛一直在国外流亡，直至1972年在罗马尼亚去世。
    七
    恩克鲁玛是20世纪中期最有影响的黑非洲领袖。他领导加纳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同时他也激励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但他同时又是一位失败的加纳领导人，过于迷恋建立一个以他为首的非洲合众国，严重背离了加纳和非洲的实际，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目标，在国内又无情镇压反对派势力，推行极端的经济政策，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到1966年政变爆发前，加纳已成为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贫困、外交上孤立（不少国家怀疑恩克鲁玛建立非洲统一国家的动机）的国家。1966年政变的一个领导人阿曼克瓦上校对恩克鲁玛的一生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恩克鲁玛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一开始干得很好，领导了独立运动，代表加纳成为崛起的非洲的象征。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变得野心勃勃了，大搞个人崇拜，冷酷无情地玩弄他自己制订的宪法赋予他的权力。他对绝对权力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爱好。”[8]（P379）
    正如上文所说，恩克鲁玛在加纳统治的转折点是在1960年国家的转制，建立共和国。从表面看，促使他改变政策的直接因素是他太热衷于泛非主义运动，在这一运动受挫时则断然在国内实行脱离实际的激进政策，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最终能以加纳为核心实现非洲统一的理想。他把建立非洲一统的世界大国当作最终目标和最高政治理想，认为“非洲统一的目标是至高无上的”，要让加纳这样的西非小国承担起领导全非洲的艰巨重任，使他个人和国家都耗费了过多的精力而毫无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加纳的现代化发展。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深层分析，可以发现产生这样的悲剧结局又与恩克鲁玛甚至与他同一时期的一些非洲领导人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有关。在曾经成为欧洲列强殖民地的非洲国家，所谓历史遗产包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和前殖民者留下的西方文明的遗产。如果在独立后，获得新生的非洲国家能正确对待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历史遗产，吸取其中有益的成分，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是能够找到一条适应本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加纳传统土著文化对恩克鲁玛的影响。在加纳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的是内地的阿散蒂文化，阿散蒂人曾建立过强大的阿散蒂王国，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阿散蒂战争，其势力在加纳影响很大。而恩克鲁玛出生在受英国影响较大的沿海地区，又在西方国家学习多年，对阿散蒂人的文化是较为隔膜的。加之在独立前后，为了争夺政治权力，阿散蒂地区的大酋长一直要求分权，甚至一度反对独立，与恩克鲁玛领导的人民大会党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因而在独立后，政府一直在遏制传统酋长的势力，打击当地的反对派力量。这样恩克鲁玛就很难从当地传统的历史遗产中吸取到多少有益的成分，不免在决策时往往会脱离当地的实际。
    另外恩克鲁玛原先在天主教教会学习，后来从1935年至1947年又长时期在美国、英国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对西方国家本来是相当了解的。但一则因为他在国外期间深受泛非主义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影响，二则因为他后来回国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殖民当局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曾被捕入狱，被判徒刑，这样就使得他在实现独立后很容易对殖民统治者留下的历史遗产持否定的态度。在对本土与外来的历史遗产两无依归的情况下，他就很自然地转向了泛非主义以及他自己创立的“非洲社会主义”（即恩克鲁玛主义），将之作为国家努力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带来了连他本人也未料想到的严重后果。
    研究恩克鲁玛在加纳统治的成败得失，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以前曾是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如何看待殖民统治以及与之相关的殖民统治的遗产？显然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甚至也影响和阻碍了这些地区独立后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能对历史遗产包括殖民统治的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因否定殖民统治进而否定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东西，就像倒洗澡水把澡盆里的孩子也倒掉了一样。比如西方国家尤其是前宗主国所拥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政治体制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另外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争取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及保持与有关国家的传统贸易关系更是必需的。不能因对殖民统治的恶感而趋向极端，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或者在国内实行过于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使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走上弯路。我们可以看到，恩克鲁玛统治时期的一些失误就与不能正确对待殖民统治遗产的态度有关，这正是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参考文献】
    [1]Kwame Nkrumah.Africa Must Unite [M].London,1963.
    [2]唐大盾。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
    [3]Thomas Howell,Jeffrey Rajasooria.Ghana and Nkrumah[M] .New York,1972.
    [4]Trevor Jones.Ghana'sFirstRepublic1960- 1966[ M] .London,1976.
    [ 5] AduBoahen. Ghana:EvolutionandChangeinthe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M].London,1975.
    [6]布赖恩·拉平。帝国斜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7]Robert Pinkney.Ghana under Military Rule 1966-1969[M] .London,1972.
    [8]戴维·拉姆。非洲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