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设以史学史为龙头的历史学科学术史
    总括性的历史学科学术史，就是在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关于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内容，史学界已经多曾讨论，且已体现在多种专著中，笔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4]的《绪论》中亦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若将史学史置于学术史的视野之下，还应当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史学史研究要具有为总体学术史提供相关成果的宗旨，这一宗旨要求史学史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概念应用上都有所调整，要不断地关注其他学科的发展变化，思考可以汲取哪些成果，可以提供哪些论断以更新其他学科的现行观念，将史学史研究与其他学科史联系起来，探察史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史学史研究就会面临许多以往不甚注意的较大问题，例如：西周“殷鉴”思想对整个古代社会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魏晋南北朝史学对于玄学思想是否起到抵制的作用？为什么中国古代较早形成史学的系统和史书编纂的连续性、系列化，而与此对照的是科技发明则零散断续、不成体系？中国古代史书编纂形式的规范化的原因和影响如何？史书规范化与诸如文学上的诗词规范化、格律化有无社会文化方面的联系？类似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化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而且会在结合其他学科知识的同时促进整个学术史的发展。
    2.为了便于研究，史学史分为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两个部分。但研究之中必当注意中外史学的比较，注意史学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中国史学的发展源远流长，西方史学自古希腊时代已经发轫，亦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之前，中西史学之间的影响甚少，各具特点，比较其异同，极有助于史学史研究的深化。例如中国古代存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轨道，形成连续不断的史书编纂体系，而西方史学缺乏中国这样的官方修史活动，史学著述的出现是零散断续和非系统的进程。经过比较即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5]（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这是否因为中国古代官方一贯对史学的格外重视所导致？因此，官方史学的发展及其作用实为中国史学史中应当重点研究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越南、朝鲜半岛有着长久、深刻的影响，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当局限于中国的范围之内。笔者曾经就元代史书《十八史略》在日本的影响作过评述：“《十八史略》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只是一个具体的事例，众多的中国古代史籍以及整个中国传统史学在日本的影响，应当具有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值得予以系统地考察和研究。”[6]越南、朝鲜亦有相类似的丰富内容，将中国史学的域外影响纳入史学史研究的必备范围，可以显著地增大学术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3.学术的根本精神之一，是倡导首创性的发掘、发现、发明和理性认识的创新，史学史研究应当彰明历代史学发展中的创新成果，只有真正揭示和正确评价各类创新性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对史学总的发展进程作出恰当的论述。然而揭示史学史上的创新性成果，除了需要掌握妥当的判断标准之外，更必须对历来的史学遗产、史学事件作细致、深入的清理和研究。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对史事的歧异记载进行判断、考订与甄择，并且汇编为《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史学界多认为司马光创造了史书编纂过程中的“考异”方法。实际上，早在东晋时的孙盛即已首创这种方法，他编纂《魏氏春秋》一书，对不同的史事记载辨别异同，予以甄择，编为《异同评》一书。司马光了解孙盛及其史著，《资治通鉴考异》中曾引用《异同评》，《资治通鉴》多处引用孙盛的史论，修史方法多得益于孙盛。不过，孙盛的史著今已散佚，部分内容残存于《三国志注》等典籍中，鲜为时人所知，论者失考，致久被埋没。可见不经过扎扎实实的考订与研究，是不能遽作结论的。正确掌握判断史学创新的标准，也十分重要，明代史书的编纂形式变种甚多，带有作者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不过是模仿类书，但我们可以看到常有论文将明代史书轻许以“体例创新”的佳评，甚属无谓。史书“体例创新”，应是采取一种很好的表达史事内容的编纂方式，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和难以取代的效果，因而被后世认可与沿用。以此言之，唐朝纂修的《晋书》设“载记”来记述与西晋、东晋并立、对峙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亦不必褒之为创新体例，因为既无十足的必要，也未被后史仿从。
    史学史研究不仅要彰明历代史学的创新性成果，而且也必须重视本专业内观点的推进和旧说的更新现象。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要时刻关注新的学术动态，旧说更新是学术发展、进步的机制。如关于乾嘉学派，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皆认为乾嘉考据学者缺乏理论思维与思想见识。但后来学术界的认识逐渐转变，发现钱大昕、王鸣盛、戴震、洪亮吉等大学者均具备深刻的思想见解，“当我们全面审视乾嘉考据学的大家时，发现很少专营琐碎考证而思想苍白者，只是平庸的考据学者才缺乏深刻思想，而缺乏思想见识的同时，其考据成绩也平淡、支离，无足轻重。”[7]（p.540）这涉及史学史研究和整个学术史的研究，可引起对清乾嘉学术的重新评价。对于学术前沿出现否定原先见解的新说法，当然不能盲从，但也绝不可以懵然无知、漠然无视，而需要认真对待，是者从之，误者正之，这是尊重学术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每一位史学研究者，皆应勇于学术的创新，不为现行的学术见解所拘囿，积极开发、利用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资料、方法和成果，作出新的探讨，形成新的认识，做学术事业进步的促进者。
    4.研究以往的史学发展，从而发现和提出新的学术问题，才能推动历史学的进展。史学史研究不但要陈述、评析以往的史学事件，还应该窥见史学研究尚未解决的课题，指出亟待开发的境域和应坚持的学术方向。这里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能对现存的学术分歧点置若罔闻、予以回避，因为存在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就是一项最明显的尚需解决的问题。见解分歧的问题，往往涉及史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具有从点至面、从微观拓展至宏观认识的学术空间。例如关于浙东史学与浙东学派，史学界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承认浙东学术并且探讨其学术源流者固然大有人在，但也有些学者不承认浙东学派、乃至反对曾经存在过按地域形成的学派，这涉及学术史上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列举许多，对之进行认真的讨论，可能成为学术迅速推进的契机，即使有些问题不容易完全定论，而资料与史实的清理、研究方法和思辨方法的进步也必然会成绩卓然。遗憾的是近年往往出现将学术分歧搁置不顾的倾向，偶有不同观点的争论，参与者也不甚踊跃。“求同存异”本是很好的学风，但缺少“求同”的研究和讨论，流行消极的“存异”，则是需要克服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