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业绩的“量化”考核，曾被认为是准确和便于操作的方法而广泛推行。学术事业是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有难有易，成果水平有高有低，一个学科内的各个专业也有不同的特点，不应以同一的数量标准衡量。但“量化”考核方法的推广亦非无因，其一是行政管理上便于操作的特点，其二是学术业绩也的确需要有一定的数量基础。如果能做到摈除低水平重复炒作之后的“量化”，虽不能完全反映学术业绩，但其合理的因素会大为增长。摈除不该计量为学术论著的作品，只能用学术的方式来判别，即依靠包括史学评论在内的历史学科学术史研究，并且将其结论应用到管理机制中。然而“量化”考核的方式却有日益机械和僵化的倾向，有不少单位已经简单到论文仅计篇数、撰书仅看几本的程度。这种导向，使大量抄纂拼凑之作充斥于报刊，剽窃现象也时有出现。蜂拥发表的历史类文章，使稍有学术知识的人都对学术废品的堆积感到厌恶。因此，又有了不少补救方法，例如以著作之出版社的不同划分等次，以论文是否刊载“核心期刊”来分级别等等。出版社、期刊在人们心目中，的确有水平高下之分，但这最多也只是总体的大致印象，不应成为判定每一项作品的根据。诸如此类的方法，仍然是便于操作的行政管理措施，机械地施行会产生许多新的弊端。
    加强各种学术评定与业绩考核的学术性因素，应是端正史学界学风、推动史学在新世纪健康发展的基本思路，倡导认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研究历程的总结，是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但史学评论也曾流行只言优点、不批谬误，甚至虚美夸饰、相互吹捧的行为，史学的学术总结也多有仅谈成就的现象，尽量保持无学术原则性的和气，成为一种较大的时弊。厌倦史学批评的心理，产生与扩散与20世纪七十年代末，这是此前无限上纲性的大批判运动的一种惩罚，但它能够多年蔓延，还需要其他条件。在中国史学界，有许许多多的评奖、评定职称、评定学术资助项目、评定学位授予权等等权益激励机制，随机抽取专业人员予以通讯评议等等，仍然是一种让许多学者参与的行政管理方式，其目的本是力求公正，也起到防止某些弊窦的效果。但其副作用是导致同行、同专业内互不批评，以免可能出现的报复，“多载花、少种刺”已成为许多学者的信条。可见在学术管理上，单用行政举措即使取得某种效果，也可能形成另一类负面影响。而单单用行政方式堵塞弊窦，出现新问题再采取新的行政方式，这会不断消蚀学术意识，助长一些人投机行为的滋生，长久的后果实堪忧虑。
    学术批评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恩怨、报复吗？未必然也！我们知道：梁启超与胡适、钱穆与胡适，相互都有过尖锐的学术批评，而交谊甚好；郭沫若与范文澜辩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互相批驳，言辞激烈，却未因此结怨。这样的事例在近现代史学史上俯拾皆是。只要社会对学术的促进机制充分发挥学术因素的作用，蔚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出现个别因史学批评闹意气的现象也无耐大局。对学术事业的宏观行政管理是极其必要的，但其主要目标应是建设学术业绩评定的学术性社会机制，让学术业绩首先以学术的方式清理明晰。史学研究的立项参考历史学科学术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须解决的问题，学术水平的评定依据正规史学批评与辩论的情况，可以省略一些繁复的行政环节。行政管理所要约束的对象是参与决策和得出评定结论的部分学者，而不是想方设法防范所有的学者。对这些有较高学术造诣的部分学者，引入直接利益脱构和某种避嫌机制，要求道德自律，实行舆论或其他的监督，都是可行、有效的。
    回到本文的主题：建设史学业绩评定的学术性社会机制，切要之事是调动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社会资源，倡导、扶助史学批评和史学辩论，倡导、扶助历史学科的学术总结与史学史研究，即全面开展历史学科学术史的研究。在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下，着重培植尖锐、泼辣的史学批评作风，打破沉闷的学术空气，从而以学术争鸣的方式检验史学的成果，激浊扬清，推动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当今的历史学界，一方面创新思维不断涌现，一方面浮躁风气有所蔓延，在这关键时期，历史学应该跨进一个史学批评与总结的时代，一个强化、扩充史学史研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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