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诸种原因，没有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史学发展与现实严重脱节成为当时大陆史学界的基本共识。[1]亦有学者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解决新时期“史学危机”的根本出路。[2]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新的时代条件下史学发展与社会现实间的辩证关系，便成为新时期史学理论领域讨论的热点问题和重点问题之一。讨论的高潮在80年代中前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以后仍间有文章论及。在讨论高潮中，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和报刊举办了有关的座谈和讨论，发表了很多的相关文章。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以不同形式经常被提出。然而，形成这样一次大规模的讨论，是以往不曾有过的。如何正确认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当代史学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学者说，它“是史学理论范围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这是影响和决定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前提问题”[3]；它“涉及到史学研究的方向、历史学存在的价值等重大问题，也是历史研究进行改革的前提。”[4]因此，系统总结这次讨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质，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当时和后来的学者对这次讨论进行系统和深入总结的不多，多是在回顾整个史学理论研究时提到该问题。[5]所以，本文拟对这场讨论的基本问题及有价值的观点作一系统全面的回顾总结。
    一、史学是否要面向现实及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特点
    探讨史学与现实关系的首要问题是，史学是应当面向现实和服务现实，还是对现实保持一种超然态度。多数学者持前一种观点。由此便涉及到，史学必须面向和服务于现实的原因及其特点等问题。
    一）对史学脱离现实的原因的不同反思
    新时期讨论史学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前提是，新中国史学、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史学没有很好地适应新的社会时代发展，或者说史学发展与现实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但是，对于史学与现实间存在的矛盾或脱节，学者们的具体看法是不同的。
    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心和对象没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造成的。姜义华说，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中心理论是阶级斗争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转移，但是，史学研究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原有的领域和课题上，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史学体系“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6]李时岳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史学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迟迟未能到来”。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依然局限于阶级斗争及其斗争最高形式--战争。[7]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没有作更深入的理论分析。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整个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方法论存在缺陷造成的。陈锋说，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其社会功能的显现需要史家在研究中注入其意念与思想，使逝去的历史变成“活着的”历史，达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体验和照察。而我们的史学研究多是为历史研究历史，过多地讲“求真”与“求实”，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这种研究除了“学术”价值外，很难为现实生活提供什么。[8]陆君说，多年来史学研究方法自然科学化，把史学作为昭示历史真理的工具，使历史被剥夺了进入现代的活力和方式，价值与传统、历史与现实相分离。而史学研究根本上是关系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历史和文化传统对我们本是一片活着的生命，在我们自己时代对人的自我理解的关切中，历史和传统文化与我们形成并展开了意义方面的连续性”，历史真理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在历史中变化着的人的自我知识”，因此，史学研究不能仅仅工具性地去发现历史真理。[9]这些看法指出了史学发展需要加强主体意识及其价值的参与和渗透，很有理论意义。
    二）史学为什么必须面向现实
    《史学理论》编辑部1989年的《新春寄语》说：“只有现实才是史学的生命力的源泉。史学只有面向现实，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史学理论杂志，这段话反映了新时期史学界对加强史学与现实关系的普遍性认识。然而，人们对史学要加强与现实联系的原因的认识却不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史学发展需要社会现实及其发展作为推动力，社会现实是史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吴廷嘉说，“史学积极地为现实服务，是社会发展对史学研究的要求，也是史学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原动力”；而人们的历史认识能力同社会实践能力日益有机结合，不仅会极大提高人们改造现实的能力，也会有力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10]王金才说，历史“是人类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过去是现实的基础，现实是历史地形成的。因此，史学研究必须包括现实，否则，史学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