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反对将史学划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
    赵轶峰说，应用史学的提法尚待商榷。首先，一门学科是否作应用与基础的划分，与学科特性有关。与自然史不同，人类发展史虽然在总体上有规律性，但在时间上没有重复性，在空间上又表现为不同的民族特点。所以，认识历史不等于认识了现实，历史认识只能提供人们认识现实社会的参照系和背景知识，而非直接“应用”的武器。二是，应用与基础的划分在史学研究实际中难以行通，史学从来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它所具有科学认识价值并使之产生社会价值，如为最近既定政治任务提供根据和宣传普及等，但后者要统一在前者的基础上才会真正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应用史学’仅涉及后一种功能，是片面的。”[70]李侃说，史学的基础是历史事实、历史知识和史学理论，它的基本目的、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是相同的，故基础和应用应该是统一的。[71]
    二）应用史学的特点和功能
    1、应用史学的特点
    蒋大椿说，“应用史学的基本特征是根据现实政治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历史，以运用所得的历史知识为社会现实服务。”它有两个最基本的性质：一，为满足现实政治需要而选择历史研究的课题，这是它与基础史学的相异处。二，它研究历史，而不研究现实。因此，应用史学的时代性、阶级性、现实性，自然比基础史学更浓厚强烈。[72]刘文瑞说，应用史学的特点，一是强烈的实践性，使史学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二是广泛的综合性，同文、经、哲、法学科互相配合交融，共同对社会发生作用；三是积极的能动性，要求史学家不以认识历史为满足，而以改造现实世界为己任。[73]向志学说，强烈的社会实践性是应用史学最鲜明的品格，它直言不讳地声言为变革世界服务，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服务。[74]彭年说，应用史学的特点在于直接为现实服务，通常使用的方法有：仿效法，借鉴法，抽象法，类比法，启迪法。[75]
    2、应用史学的功能
    蒋大椿说，应用史学要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各种意识形态及提高群众的道德水平等一切现实领域服务，因此，其具体的服务途径是丰富多彩的，但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根据现实社会需要，选择有关课题进行研究，为现实提供历史根据或借鉴；二是根据当前社会需要，将基础史学的科研成果运用到现实中来。[76]刘文瑞说，应用史学的功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运用历史比较和历史鉴别法，对社会决策进行指导和选择。二，预测未来，以理论史学的成果分析展示事物的前景。三，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四，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77]彭年说，应用史学的任务是，分门别类地探索和阐述以往人类各项实践活动的状况和特点，为各部门、各行业、各学科提供专门化的历史知识，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借鉴与指明方向。它具有专业化和实用化的性能。[78]向志学说，“应用史学应该是历史科学联系现代生活的纽带，是历史科学通向社会实践的桥梁，是历史科学实现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中介。”它把基础史学的成果和历史资源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加以筛选、提炼、加工、制作，形成一种新成果，然后输送到社会实践中去，使其在创造人类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践中发挥作用。[79]
    讨论还涉及到对基础史学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应用史学与剥削阶级应用史学及影射史学的根本区别，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异同等问题。在此不一一详述。
    总的看，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史学的自我觉醒和反思，促使史学界以一种理性和求实的态度面向现实和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然而，由于讨论发生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刚走向解放的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的思维方式还没有摆脱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存在的僵化性和机械性，对一些问题缺乏具体和辩证的分析，讨论缺乏应有的思想开放性和理论思辨性。对许多问题，学者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这固然是学术思想多元化的体现，有积极意义，但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讨论中缺乏真正有理论说服力的观点造成的。实际上，史学与现实关系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史学价值论的问题，也与史学本体论和史学认识论有关系。但是，清楚地意识到从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来进行探讨的学者很少。结果，对一些问题论而难决，以致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难以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而进入90年代后，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界的大环境发生重大转向，由80年代的重视思想启蒙转向学术实证研究，即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因此，史学与现实关系的研讨也风光难再。可是，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广度和力度的加大，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全面冲击，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广泛深刻的大变化，这种现实对中国当代史学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和更强有力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接着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的探讨，进而在新的社会现实基础上来继续思考和研究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便十分的迫切和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