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史学史的研究，应当尽快地推进到全面研究现代的史学，这是历史学科学术史建设的需要。而历史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近现代时期，历史教学、史学人才培养、有关学术团体活动等社会性内容，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教学的内容、水平和规模，史学人才培养的体制，史学团体的运作机制等等，直接关乎史学研究的状况与发展前景，因此也应当成为学术史视野下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史学史的关注点扩充到整个历史学科参与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在西方，伴随大学的建立，较早地出现职业化的史学工作者，历史教育与史学人才的培养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机制。中国古代，有专职的史官建置，虽然不能与西方的史学职业化等同看待，而历史教学和史学人才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中国近代伊始，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文化机制，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内融合演变，至今形成了庞大的职业性史学工作者队伍。必当深入剖析，考察它在史学发展中影响，才能取得史学史研究上全面、真确的认识。
    梁启超说：“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5]（第三章，《史之改造》）这就是说，史学史研究的深入，是整个历史学系统“明了”的必备条件；史学各专业研究历程的总结、评析，是各专业学科系统“明了”的必备条件。以经过加强了的史学史研究为龙头，带动史学各个分支专业、重要史学专题的学术史研究，即可组成一个历史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体系，这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历史学各分支专业、重要专题作学术史的清理、总结与评论，不是史学史专业的人员所能全部承担的工作，必须有各个专业学者共同进行，当然，史学史专业的人员也要认真总结本专业的学术发展历程。这种各分支专业、重要专题学术研究历程的总结，首先有益于本专业的学术事业，正如梁启超说过的那样：“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8]（第五章，《文物专史做法总说》）学术研究是不断前承后续的事业，每一项新的探讨，都必须在充分了解以往研究状况和已有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不认真总结以往的研究状况，就无法把握探讨的方向，难以取得较大的学术进步。司马迁之所以首创纪传体通史的编撰，有多种因素促成，其中重要条件之一是总结、评析以往的历史撰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9]评析了《春秋》以及其后的史籍，指出战国时期诸子“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而“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于是立意撰写一部“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的大型通史。这是发现以往史学发展中“不务综其终始”的缺憾，遂起而弥补之，已经超越其父司马谈撰史以记述汉朝业绩的遗嘱。刘知几是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家，而他的《史通》是在总结、评析以往史学和史书的基础上撰著的，不仅其中《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是史学反思和总结的专篇，而且所有各篇都充满对过去史书的评论。司马迁、刘知几的事例说明：即使是某种创始性的学术研究，也以认真总结以往的相关学术状况为必要条件。总体性的宏观研究如此，各个分支专业、各大专题的具体研究也是如此。
    历史学的分支专业和重要专题研究历程与成果的总结，是早已起步的学术工作，1926年上海中华书局就出版李思纯的《元史学》，其中主要内容是述评元史的研究历程、研究状况、研究成果和课题展望。近十几年间，历史学队伍扩大，史学信息迅增，清理和总结以往的史学成果，成为史学发展的客观需要，许多史学专业、专题的总结应运而生，其中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尤为引人注目。这套丛书设若干中国断代史和专门史分册，各自独立成书，叙述该专业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成果，介绍基本史料、工具书并附列论文论著目录，极有益于学者参考。但今日看来，也存在不少缺点，如仅限于中国史学、介绍叙述为主而提出问题很少、表彰较多而批判性弱等等。在新中国建国40周年、50周年与世纪之交，政治、文化、学术、军事、外交等等皆兴起很有声势的回顾活动，历史学及其各个分支专业发展状况的总结也几次掀起高潮，涌现许多认真总结而又提出今后发展方向的文章，这些佳作大多出自该专业极有学术造诣的专家。所有这些，都为历史学科学术史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还远远没有完成其学术任务。以单篇文章回顾有关史学专业几十年的学术发展，因篇幅关系，许多具体状况和不同见解得不到反映。除有规划征集的一组文章如《中国史学四十年》[10]等书外，散见发表的文章数量虽多，但在覆盖史学各个分支方面仍畸轻畸重，分布不匀，缺乏出于历史学科学术史上的总体构想。现在，历史学科学术史的建设除了上文所述强化史学史的研究之外，各分支专业、重要专题学术历程的总结研究，应该在结构布局和学术规范方面加以努力。在结构布局上，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若干部专书，分别清理、总结历史学各个二级、三级学科及成熟的、热门的专史、专题，包括史学史本身在内，源源本本地叙述其学术发展、成果、缺憾及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二是总结、分析某一史学专业、某一专题的论文，题目的大小、时段可以各随机宜，单篇文章有其具体对象，但多篇文章整体上要构成对史学各分支的全面覆盖；第三是针对具体史学著述的随时评论，应深入剖析，兼指得失。史学评论在对史学著述评价定位之时，必将联系以往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史学评论的积累，也对日后历史学科学术史的总结提供素材，因此应当纳入其中。每个层次的撰述都要恪守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规范，起码应在以下三点特别注意：
    1.对一个专业、专题内史学成果的总结要力求全面性、客观性，须将专业、专题的学术史总结视为非常严谨的学术工作，应进行细致的查阅，深入的比较研究，仅以当时所知所见应付性地综述一番，是不可取的。阅览以往的有关成果，要真正理解原作的主旨，突出介绍和评析其中独到的见解。长时段的总结评析，取舍详略之间，更能透现出专业水平。例如一篇《<史通>研究五十年》[11]的综述文章，且不论其中缺略了重要考订成果的介绍，就是述及的论文，也有观点上取舍片面的问题。例如白寿彝先生指出：唐代已形成一个于刘知几主张相近、互有联系的具有进步思想的学派，包括徐坚、朱敬则、吴兢等七人[12]。这是白先生首创的特见，足以补救学界专从《左传》、王充《论衡》、《文心雕龙》等寻求刘知几学术渊源之偏向。而《<史通>研究五十年》对此丝毫没有介绍，却用很大篇幅介绍寻求刘知几学术渊源的文章，这容易给读者以误导。力求如实地反映情况，是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对重要专题学术研究历程的总结，特别要反对和批判以偏概全、随意轩轾的不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