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出“遏制线”承担防务义务、组织军事联盟体系和推行“大规模核报复”战略，不可避免地潜藏着美中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而且冲突还可能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杜勒斯也称：“我们被带到了战争的边缘。能够到战争的边缘而又不陷入战争是必要的艺术。如果你不能掌握它，你就不可避免地将跌进战争。如果你试图逃避战争，如果你害怕被带到战争边缘，你就失败了。”（注：F.C.贝纳姆编：《国际事务概览》（195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脚注。）那么怎样做到既走到战争边缘又不跌入战争同时又不损害获取最大威慑这一战略目标呢？非军事“政治攻势”完善了“战争边缘”政策，特别是修正了“边缘军事遏制”通过发出造成破坏性的威胁实现遏制的某些不足。
    “非军事政治攻势”首先表现为自我克制。“用不合逻辑的限制来向对方表达自我克制往往是特别有效”（注：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第78页。）。为了防止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在进行威慑时，双方都要有一种默契，不越出一定的范围，避免发出最后摊牌的愿望。1958年金门事件中，中美双方自我克制不是根据明白的协议，而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那些限制。正是双方都希望规定限制，美国在推行“战争边缘”政策时才没有跌入战争。但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规定限制不是无限度的，而是有一条明确的底线，即美国所划定的所谓“遏制线”。可见，美国自我克制的目的是为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限度的威慑创造一个有利的战略环境。
    “自我克制不论是否合理，只有在双方了解彼此的意图并互相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作用”（注：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第79页。）。所以，非军事“政治攻势”要求在发出军事威胁的同时，也要准备进行谈判。在朝鲜半岛，当得知李承晚于1953年6 月单方面“释放”战俘时，美国通过朝鲜停战谈判及时消除了中朝方面的猜疑，避免了一场战争危机；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美国最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也与中国进行了非正式大使级谈判。这样，中美或以多边谈判的方式，或通过中美非正式大使级谈判，向对方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各自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因此，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但是，美国进行谈判的目的不是追求缓和，更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要造成一种僵局。正如约翰·加迪斯所述，艾森豪威尔常常把谈判作为促成其他遏制手段（核威慑、联盟、心理战和秘密行动）达成遏制目标的一种方法，而不是通过谈判本身来实现遏制的目标。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政府不能把握谈判的时机并真心实意地投入到谈判中去（注：加迪斯：《遏制战略》，第190页。）。
    在非军事“政治攻势”中，不肯定性威慑也被广泛运用，并突出地表现在台湾问题上。那么，何谓不肯定性威慑呢？对此，基辛格作了如下精辟的论述：首先，就是要使对手（1 ）对于我们是否准备抵抗不能肯定，（2）对于我们抵抗的程度或方法不能肯定；其次， 设定的“可以容许的”不肯定范围“最低的限度必须不包括让步或进行微弱的抵抗以至鼓励侵略的可能性。最高的限度必须不发出使人相信或者如果被人相信会引起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威胁”（注：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第69、71页。）。这样一来，不仅侵略者难于进行（得与失）估计，又可避免使用武力，从而达到威慑的效果。在台湾问题上，由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在地理上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这就使得美国在台湾海峡划定“遏制线”时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如果美国明确地宣布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属于“遏制线”以内并因此承担协防义务，那么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危险将大大上升，而且还不能保证中美间军事冲突会限制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上；如果排除之，又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和心理后果。1954年台海危机爆发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军政首脑在沿海岛屿防卫问题上陷入了空前的僵局。为了既不捆住美国的手脚，又不给沿海岛屿带来危险，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美国最终决定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有意识地追求不肯定性的威慑效果，目的是使中共难以估计美国军事介入的程度和方法，从而增加做出解放沿海岛屿决定的困难。1955年1 月美国国会通过的《福摩萨决议案》和1955年3 月生效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对“防卫”沿海岛屿的表述，以及美国在两次台海危机中所采取的行动，无不遵从不肯定性威慑的方针。
    有人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在主张发动预防性战争和主张和平的两派压力下左右摇摆，最后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做出其倾向后者的戏剧性决定（注：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第4页。）。1954年台海危机中，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提出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对中国大陆进行空袭，包括投掷原子弹时，艾森豪威尔拒绝这一建议。他说：“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无法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就像在朝鲜一样。”（注：转引自陶文钊：《有张有弛：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 《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6期。）1958年危机中， 蒋介石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艾森豪威尔授权第7 舰队司令官和美国空军在万一中国对沿海岛屿发动大规模登陆进攻时可以紧急行动支持国民党军队。对此，总统坚持要由他本人随事态发展做出估计，由他亲自决定对美军的使用。总统的最后决定权确保了“战争边缘”政策被作为一种压力来使用，确保了政府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抗中可以适时地采取非军事“政治攻势”这一替代手段，防止跌入战争。
    总统的最后决定权还表现在对东亚盟国及台湾地区行为的控制上。杜勒斯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承认，一旦中美之间爆发战争，“除了李（承晚）和蒋（介石），全世界就会谴责我们，美国人民的大多数也会谴责我们”（注：转引自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 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第73页。）。为防止被盟国拖入战争，美国十分注意约束东亚盟国及台湾地区的言行。在朝鲜半岛，美国对韩国总统李承晚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言论感到不满。国务卿杜勒斯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韩国总统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导致了《朝鲜停战协定》失效的意见，强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重启战端是正当的（注：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第391页。）。在印支地区，美国坚持集体安全体制，强调要有盟国特别是英国的联合行动，排除了单独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台湾海峡，艾森豪威尔承认自己的责任是沉重的，并决心去抑制蒋介石（注：《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第2卷，第661页。）。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多次走向战争边缘。1953年6 月发生的李承晚“释俘”事件“不仅有使停战告吹的危险，还可能导致战争恢复和扩大为新的世界冲突”（注：约翰·比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Robinson Beal,John Foster Dulles），纽约1957年版，第85页。），这也就是杜勒斯所称的朝鲜战争扩大的问题；1954年美国参加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1954年和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实际上，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中美之间最容易引发战争的地区首先不是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而是在台湾海峡。在朝鲜半岛，《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朝鲜北南双方沿38度线实现了停火，半岛紧张局势开始缓和。虽然朝鲜问题远未解决，但军事斗争已让位于政治斗争，中美在朝鲜半岛再次走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印度支那地区，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都力求避免美国可能的直接军事干预。由于得不到印支国家和欧洲盟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艾森豪威尔最终也放弃了进行直接干预的军事冒险政策。相比之下，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却存在迫在眉睫的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西博尔德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共针对沿海岛屿的日益增加的军事行动，使美国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么允许这些岛屿丢失，要么在没有盟国的支持下进行战争（注：《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第2卷，第590-591页。）。为摆脱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困境，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不肯定性威慑”和“两个中国”的两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