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想法是：“美国在远东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与苏联紧密结盟、并得到苏联支持的侵略性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威胁”（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显然，“战争边缘”政策是美国夸大中国威胁， 同时无视中国对维护自身安全的正当诉求的结果，它反映了美国决策者对新中国的极端仇视和对自身实力的迷信，也反映了当时美中力量对比极不对称的客观事实。
    “战争边缘”政策以核威慑为依托，通过多边或双边安全安排来实施。由于军事联盟体系是该政策的基石，结果一方面美国远东的盟友，特别是蒋介石、李承晚，均抱有拖美国下水的战略企图；另一方面，英国等西方盟国无不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球战略也不允许美国陷入远东事务之中，故“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一种心理战，它不突出纯粹性的军事安排。在历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边缘军事遏制”和“非军事政治攻势”的整体运用，充分说明了“战争边缘”政策遵循的是遏制的逻辑，隐含着冷静和自我克制。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自诩其“战争边缘”政策是其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战争边缘”政策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它比较成功地在中国周边组建起一个反华军事同盟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华遏制的效果，并成为促使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重要外部因素。
    但是，“战争边缘”政策毕竟过于凸显“边缘军事遏制”，它使美国而不是地处中国边缘的国家处于遏制中国的第一线，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现有的对中国的边缘军事遏制政策，我们将发现迟早都会与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我们要避免战争就要修改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就必须准备战争。”（注：汉斯·摩根索：《为美国设计一项新的外交政策》，第206页。）此外，“战争边缘”政策在政治上也是失分的。由于“战争边缘”政策的另一半--非军事“政治攻势”被置于“边缘军事遏制”的附属地位，结果使得中美紧张对抗中的非正式大使级谈判根本无法化解危机，更不用说消除中美间敌对状态了。在遏制的逻辑下，由于无法在“边缘军事遏制”和非军事政治攻势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战争边缘”政策不仅与美国的东亚政策极不协调，而且也损害了“新面貌”战略提出的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威慑这一总的战略目标。
    艾森豪威尔对华“战争边缘”政策能否获得成功，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它也取决于中国做出何种程度的反应。毋庸置疑，“战争边缘”政策不仅过于僵硬，它还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地区，美国玩弄“战争边缘”政策不仅是对中国主权和内政的粗暴干涉，而且由于美国对所要“保护”的沿海岛屿有意采取模糊的立场，刻意追求不肯定性的威慑效果，结果使得艾森豪威尔时期中美台关系变得错综复杂。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中国没有屈服，而是以政治和军事两手对付美国的两手。为粉碎美国玩弄的不肯定性威慑图谋，中国政府进行了果断而又适度的军事斗争。特别是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在美国国防部9月3日发表声明声称美军已经做好军事介入准备的次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的领海为12海里，从而将金门包括在领海范围之内（注：《人民日报》1958年5月9日。）。这样，通过对金门实施“谈谈打打”、“打打停停”的战术，中国弄清了美国在台湾和金门马祖问题上究竟准备介入多深，其长远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9月30日，毛泽东主席指出，大体可以判断， 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要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2 页。）。实际上，鉴于在台湾问题上玩弄“战争边缘”政策的巨大风险，早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美国就压蒋介石从金门撤军；在第二次台海危机后期，美国更是热衷于制造“两个中国”，以摆脱不肯定性威慑给自己造成的困境。为粉碎美国“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让美国从自己制造的“绞索”中脱身，同时考虑到海峡两岸都持“一个中国”的共同立场，中国转而实施了“联蒋抗美”的方针（注：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4日。）。在反对美国“战争边缘”政策、统一祖国而进行的斗争中，中国始终注意把握以下几点，即：（一）不怕压，不信邪，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特别是注意将对台斗争与对美斗争、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有机结合起来；（二）对台斗争实行“政治挂帅”，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始终坚持以政治挂帅军事（注：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4日。）；（三）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通过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充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推动并实现了海峡两岸在反对美国分裂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上的“合作”。无疑，20世纪50年代对台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斗争艺术对今天我们进行的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台独的斗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正如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所说，“战争边缘”政策是一门领导艺术，其困难在于怎样在“边缘军事遏制”和非军事“政治攻势”之间寻找平衡点。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未能很好地在二者之间保持相对平衡。反共产主义政治理念、国内浓厚的反华气氛、中美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事实、台湾问题的特殊性、“新面貌”战略本身的缺陷、中国政府和美国东亚盟国的反应，不可避免地导致艾森豪威尔在决策时左右摇摆，“战争边缘”政策的效用倍受置疑，其最终被抛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