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是史学家写成的，没有史学家，没有历史。史学家具备卓越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客观的方法、灿烂的文采，又倾毕生岁月，献身于写史，然后一部优美可信的历史，悠然出现于天地之间，垂之千秋，光辉益灿。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122年）获麟止，共述接近三千年的历史，这是世界有史以来第一部贯穿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部历史，其写成则耗尽史学家司马迁的一生心血（也可以说是司马迁父子的心血结晶）。元封三年（西元前108年），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之职，开始了撰写《史记》的大业。写了七年遭李陵之祸，幽于缧泄，而撰写不辍。狱中写了两年，出狱以后，任中书令，继续执笔，至征和二年（西元前91年），又历时六年，《史记》始写成。综计《史记》的写成，出游天下，网罗旧闻，断断续续，历时约二十年；阅读纂写史料及执笔撰写，历时又近二十年。40年的岁月，耗于一书之中，司马谈又为之先奠基础，可见《史记》一书写成的艰辛了。一生为此书，受尽刑辱，书成之后，又不敢公之于世，正本秘藏，副本存京师。幸其外孙杨恽于宣帝时代，传布其书，乃大行于世，已侥倖万分了。惟《史记》问世两千余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另外一部书可以代替它在中国上古 史上的地位。新史学家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与客观谨严的科学方法，无法写出超 越《史记》的新的中国上古书。对于《史记》，可以补充，可以疏证，而不能取而代 之 。殷墟甲骨文是够丰富够珍贵的商代新史料了，它能补充《史记》、《殷本纪》的不 足 ，也足以证明《史记》、《殷本纪》的可信。《史记》在中国历史上，如日月丽天， 像 永不枯萎的青松，历万古而长新。它的问世，创造了中外史学的新世纪。
    《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注：刘知几：《史通》卷一《六家》。），是西汉两百年的历史，首撰于班彪，仅揭序幕（注：西汉后期百年之间，踵继《史记》而续写的作品甚多，班彪有感于此类作品，其言鄙俗，不足以绍续《史记》的盛业，于是以旧史作基础，旁贯异闻，写成《后传》数十篇，揭开写《汉书》的序幕。），其子班固继其业，“探纂前记，缀辑所闻”（注：《汉书·叙传》。），潜精研思二十余年，写成《汉书》百篇。中间又历经牢狱之厄，这诚然是一项艰巨的伟业了。班固与司马迁一样，一生患难重重。其开始撰写《汉书》时，有人向汉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上书为他辨白，明帝阅读了他的文稿，甚为激赏，即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一年后，又升为郎，典校秘书，并命他继续写成《汉书》。永元元年（西元87年），大将军窦宪征匈奴，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后窦宪伏诛，班固受牵连被捕，于永元四年（西元92年），死于洛阳狱中，以致《汉书》中的八表及《天文志》未成，由其妹班昭及马续踵成之。一代之史，其写成的曲折过程如此。
    《汉书》前后由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写成，其居首功者为班固。后世称美《汉书》者，皆归功于班固。如范晔于《后汉书》中云：“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而不厌。”（注：《后汉书·班固列传》。）攻击《汉书》者，亦直指班固。如郑樵认为“班固全无学术，专事剽窃”（注：《通志总序》。），“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注：《通志总序》。），甚至将司马迁与班固比成龙之于猪，可见班固对《汉书》所应负的责任了。一部历史大著，主要由一位史学家写成，昭昭然如此。
    被英国史学界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其大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系17世纪的博学与18世纪的哲学思想的综合品。吉本与当时的学者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等交游，他在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主要观点，与伏尔泰相符。但是他觉悟到历史所亟需的是事实，于是接受了17世纪博古家（the antigualian）的博学传统，对于古典的（Classical）作品、拜占庭的（Byzantine）作品、中世纪的编年史、本笃会（Benedictine）所出版的四开本的出版物，以及钱币、金石等，皆肆力搜集与钻研，他个人所建立的图书馆，极为可观，仅在1785年1月到1788年6月，就买进了3000英磅的书（注：参见A.D.Momigliano,"Gibbon's Constitu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in A.D.Momsgliano,ed.,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1966,pp.40-55;Sir Gavin de Beer,Gibbon and His World,1968.）。在这种深厚的基础上，他运其精思，于是英国甚至于整个西方一部最经得起考验的历史名著悠然问世了。
    吉本的例子，说明博学而有思想的史学家，能写出不朽的历史巨著，但是吉本将全部身心性命投注到里面去，也是极为重要的。他从1771年到1787年之间，定时起居，定时写作，为写作牺牲了生活，牺牲了婚姻（他的未婚妻住在瑞士，有一次他从伦敦到罗马，经过瑞士，未婚妻盛迎，以为要结婚了，他正色说：“我是去罗马找历史资料的！”未婚妻一怒之下，嫁给了银行家！）。到1787年6月27日夜里11点到12点之间，他写完最后一行时，放下持重的笔，在院中踱来踱去，眺望湖光山色（时在瑞士）。当时气候凉爽，万籁俱寂，一轮明月自水中映出，他掩饰不住心中的愉快，恢复了自由，建立了声誉，但是愁云随之而起，失去了老伴（将所写的历史，当成老伴），史学家的生命像是变得 特别短暂与不确定（注：Edward Gibbon,Memoir of my Life and Writings,pp.114- 11 5.）。不几年，他的生命也真的结束了！
    英国文采翩翩，想像力极为丰富的史学家麦考莱（Lord Macanlay,1800-1859年）为写其历史大著《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与吉本一样，一生未娶，而且放弃为《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写文章，谢绝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的高位，全副精神写其大著。他写的速度极慢，往往读20本书，写一句，行百里路，写一行，字句之间，费尽斟酌，不到每一段有一警句，每一句像流水般流畅，决不罢休，段与段之间的安排，全书的体例设计，尤其消耗他的神思。待其大著问世了，由于其文章的优美，数日间尽取英国仕女案头间的小说而代之。时至今日，其书已为后来的英国史代替，然其艺术性仍在，为史学界称道不已。
    以上司马迁、班固、吉本、麦考莱四人，都是中外第一流的天才史学家，其思想极卓越，其学术极渊博，其文采极灿烂，其方法极可观，又皆倾注一生的精力以写史，牺牲人间的荣乐；于是珍若球璧的历史传世了，史学家的生命，也像游丝一般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