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数十人或千百人写史，如无一人领导，则极难想像能写成什么样的作品，“规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举步促缩，触事卼”，良史又怎能出？
    无数人眼光不同，思想纷纭，选择历史事实的标准无法一致，无数人学术歧互，立场各异，解释历史事实的角度，难相符合，无数人文字各有风格，陶铸历史事实的能力，高下悬殊，完美整洁的一家语言，难期出现。所以要有一人居于其上，建立选择历史事实的标准，统一解释历史事实的角度，润色风格各异的文字，就像司马光主修《通鉴》一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宋代卓越史学家所搜集的资料，所撰写的文字，最 后皆由司马光一人裁定润饰，以致一部自成一家言的作品便出现了。集体写史成功， 《 通鉴》是显例之一。
    写史“有草刃而无讨论”（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传。），是最大的缺陷。一人写史，形单影只，互相切磋，往复抖弹，势不可能，即使文成之后，以稿本质之同道，寄望批驳，由于对方非同样深入研究，所得效果，未必理想。集体写史则不然。领导人时时集众于一堂，讨论体裁的订定及书法义例的划一，审查资料的搜集、分类与真伪考释，厘正写成文稿的内容与文字，如此则精确客观的历史，可望写成，写史良法，尽在于此。
    四
    2003年8月受邀赴北京参加为期一周的“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参加大陆的学术研讨会，这是第一次，有幸参加修清史的会议，更觉千载一时，机会难逢。参与的两岸学者数十人，讨论的重点在于修清史应采用何种体裁。讨论的过程，不同的意见丛出，而皆议论平允，词气谦和，相隔数十年的两岸，瞬息之间，融洽于无间。
    讨论的初步结论，决定采用纪传体与章节体的综合体修清史，且以清史上接正史，延续二十五史的传统，字数以三千万字为限，文字以浅近文言文表达，修成时间，定为十年。其他细节，不赘于此。
    中国政府拨巨款修清史，是石破天惊之举。中国的正史不绝，悉系于此，举目世界，未有其他国家民族，有此类绵延数千年的正史，遍载人类过去的事迹者。西方史学家认为这是世界史学最突出的成就，不是虚誉。今珍惜之，令人雀跃。
    三千万字太多，一千万字足矣，限定十年写成，时间太短，纪传体与章节体能否冶于一炉，也是问题。有一人领袖全体，时时聚集，不断切磋，极为重要，实事求是，有是事而如是书，不着意识形态，将使这部书驾于被称誉的《明史》之上；如果意识形态挂帅，全自当代观点出发，那么它将是中国正史中最劣的一部，连《元史》都不如了！
    “国可灭，史不可灭”。（注：“国可灭，史不可灭”，是宋元之际出现的一种历史观念，语见《元史》《董文炳传》与《刘秉忠传》。）满族建立的大清帝国，结束已将近百年之久了。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洪流中，其所占的地位如何，其所建树与所破坏者如何，皆待据事实以详述。值时代尚近，史料仍多之时，集众修成一代实录，以与《明史》相接，为中国添信史，为世界增遗产，历史伟业，不朽盛事，应是无过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