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顾颉刚先生去世以后，有过三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一次是编辑纪念顾先生诞 辰90周年论文集（几经周折至199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易名《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 。一次是1993年5月在苏州举行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还有就是这 次（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定5月、后因“非典”而延至8月举办的“纪念顾颉刚先生 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前两次，我都有幸参加。这一次，因冠心病、心功能衰弱 ，犹豫不决；承会方关照不要求我提供论文，乃得成行。中国文化讲道德文章，道德是 放在第一位的。顾先生人品之谨厚和量位之宽宏，素为人称；我只是以病养5年来第一 次出远门来表示对他的纪念之意。聆听了诸教授的报告后，兴发了一些想法和感受，临 会议结束之际，稍言匆匆。11月14日接顾潮教授电话嘱文，乃敷陈之。此之为文，谨守 第一序列学问范围。凡所用词，即如“新”“旧”，只是事实之意义，均非价值之判词 ，亦不以任何主义为预设的评价标准。
    一“古史辨”中的胡适与顾颉刚
    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全面转型。民初新文化运动，推动并加速了这一全面转型。 尽管与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有一串，但是学术良知使我们无法抹杀胡适之所居 的首席地位。在这个转型中，史学从文字形式到观念内容转旧变新。诚然，民初之开创 新史学，如名列清华四大导师的梁任公、王国维、陈寅恪等均功不可没，但他们是以学 院的、平和的、缓进的方式参建的，未易迅速造成力量性的气氛。迅速为时代开风气的 是新文化运动，迅速为新史学开风气的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支--顾颉刚先生和他的“ 古史辨”。“古史辨”是一场辨伪疑古运动，当时中国史学界一场“深沏猛烈”的“革 命”（注：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版的史学书》，《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影印版，第334页（本文所引《古史辨》均为该版，以下仅注册序、页码）。顾颉刚致 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亦自谓“我们这样做，必可使中国历史界起一大革 命。”《古史辨》一，第36页。事实亦然。）。它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期间，而在新文化 运动后仍持续着，自民国九年（1920）十二月至民国三十年（1941）二月历时20年，结书7 集9大册；由此7集《古史辨》可知，它调动了近130名学者参与其间，连辈份更高的梁 任公、王国维等也被卷入讨论，这还不包括受其思潮影响的陆侃如之疑屈原以及后来的 禹贡学会。其影响之大，已经超出了古史学界，可谓久盛不衰，风靡学界。“古史辨” 以运动的革命的疾进的方式，取得新史学登场的规模效应。其自身则形成为一个无任何 政党和政治背景的20世纪中国最大的新史学学派，而主持这场古史辨论的顾颉刚先生毋 须任何外来加冕，自然而然的成了百年新史学的一个著名领军人物。
    我不能赞同将顾先生和“古史辨”与胡适的关系割断，更不赞赏那种意底牢结的势利 ：要批判“古史辨”就将顾先生和“古史辨”与胡适挂钩；要肯定“古史辨”了，又将 顾先生和“古史辨”与胡适的关系往远拉。胡适与顾颉刚和“古史辨”关系之密切，古 史辨的现场参与者当时无人置疑过；而从1930年代叶青《胡适批判》将“顾颉刚底方法 ”列为“批判”之一节，到19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将顾颉刚和“古史辨”与胡 适捆绑在一起，更从反面证明两者关系之密切，是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实。非 官方的学术运动形成之初，主要常常起于二三学者自然的互相影响，沟通或共鸣，并自 由地各自表达。古史辨运动正是顾先生与胡适及钱玄同往来通信讨论，鼓吹风动起来的 。《古史辨》第1册所收他们的学术信札及顾先生《自序》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现场证 件。
    《古史辨》第1册分3编。上编所收全是之前未刊的顾先生与胡适及钱玄同往来讨论的 信札，最能见出古史辨运动的风源所在。所收35件信札，顾先生20件，胡适10件，钱玄 同5件，其中胡适致顾颉刚10件，顾颉刚致胡适12件；起讫日期为民国九年（1920）十一 月至十二年（1923）二月。古史辨运动起始于胡适、顾颉刚师生讨论中国辨伪史，讨论姚 际恒《古今伪书考》、崔东壁遗书等的辨伪功绩与不足，以及计划《辨伪丛书》；以三 伪（伪书、伪事、伪史）为辨伪的内容和范围；“为审定史料，所以要辨伪”（注：顾颉 刚致钱玄同《论辨伪工作书》，《古史辨》一，第26页。）的史料学立场和原则，“进 化的历史观念”（注：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 第35页。）和方法，以及由胡适提出的那个著名疑古原则：“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 ”（注：顾颉刚《答胡适之书》‘适之先生之评’，《古史辨》一，第12页。）、“宁疑 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注：胡适致顾颉刚《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 第22页。）；对中国古史系统由解构（破坏）到建构（建设）的史学结论和方向：“从四千 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注：顾颉刚致胡适之《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古 史辨》一，第14页。）；由注意“传说的经历”而怀疑庖羲、神农、轩辕、羲和、尧、 舜、禹乃出于“想象”的“造出”（注：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一， 第193页。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古史辨》一，第223页。），推导出“层累地造 成的中国古史”（注：顾颉刚《论<诗经>经历及<老子>与道家书》，《古史辨》一，第5 6页。）的古史辨理论，凡此古史辨伪疑古的标志性内容和观点，已全见于第一册上编所 收他们师生、师友的通信中。甚至古史辨运动后来展开的，如孔子删述《六经》，经今 古文学，《老子》的著述和年代，这样具体的问题，顾、胡及钱的通信中都已涉及。我 们完全有理由把第1册上编时期看作是古史辨运动的酝酿期和启动期。而且，显然一望 而知，他们三人共同酝酿和启动了古史辨。
    在这个酝酿和启动中，细究起来，胡、顾师生间的学术关系和作用，显然更为突出。 由第一册的编排和内容，完全可以看出，民国九年十一月胡适《致顾颉刚询姚际恒著述 书》跨出了古史辨的第一步，这也是顾先生当时的认识，故将它排为上编第1篇。第1册 民国十五年（1926）出版后，胡适刊文推介说：“我这四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 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注：胡适《介绍几部 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二，第335页。）所说确是真情实况。师生二人虽然事先在 诸如“上古史靠不住”等辨伪疑古的基本观念上不谋而合，但就古史辨的酝酿和启动工 作上，胡适终究是“始作俑者”；顾先生正是在胡适的直接影响和促动下主持古史辨论 的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