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顾先生第1册《自序》亦可取得印证和证言。顾先生在北大第二年听胡适“中国哲 学史”课。据《自序》，先是胡适丢开唐虞夏商，迳从周宣王起讲“中国哲学的结胎时 代”，对他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从此之后， 他们对胡适“非常信服”（注：顾颉刚《自序》，《古史辨》一，第36页。）。同时，胡 适发表的论文又“时常”给顾先生“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注：顾颉刚《自序》，《古 史辨》一，第40页。），使他的学问专业自觉地由哲学转向史学。接着，顾先生就受询 姚著、嘱点《伪书考》，进入了古史辨工作。最后，胡适于民国十二年（1923）二月在上 海将所办的《读书杂志》托付给顾先生接办。顾先生乃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 《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公开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的基本骨干，“ 不胫走天下”（钱穆语），开创了现代中国史学的“古史辨”时代；而《读书杂志》此后 亦成了“古史辨”的一个基本阵地。所以，顾先生在第1册《自序》明白地说：“要是 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 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 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神速。”（注：顾颉刚《自序》，《古史辨》一，第80 页。）我不否认后来胡适与顾先生在疑古思想及老子问题上发生歧见，（注：1929年胡适 在上海对去看他的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见顾氏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潮录入《顾颉刚年谱》1929年3月14日条。）以及后 来两人关系疏远、感情隔膜，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漠视胡适（以及钱玄同）的示范、指 导、鼓励和诱掖作用，（注：凡读过顾著《古史辨》一《自序》及来往书信所示的，都 会得出此观感。许冠山《新史学九十年1900--》可为佐证，见该书第六章《顾颉刚： 始于疑终于信》，第175-177页。）而可以一凭己意改写他们师生共同酝酿和发动“古 史辨”的历史。当然，我们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的中心性的领 军人物。用傅斯年的话来说，“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注：傅斯年《谈两件<努力>上的物事》，《古史辨》二，第298页。）
    二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领军人物
    之所以把古史辨的领军人物顾颉刚看作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领军人物，乃基于 以下三个事实上的理由。
    第一，顾先生有史学方法论的自觉。19世纪科学发达以后，“科学的方法”也深刻地 影响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日益深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注：G·基特森·克拉克 《批判的历史学家》，转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重要趋势》，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主导了20世纪的学术潮流，而很多哲学和史学派别都以之 为方法论定位。人已皆知顾先生的“历史进化观念”和“历史演进法”，是“受了西方 传来的科学教育”（注：顾颉刚《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序》，引自顾潮《 顾颉刚年谱》第169页。）、“西洋的历史方法”的教训、“受过科学的洗礼”的“新方 法”，是他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注：《古史辨》一，《自序》，第78、9 5页。）；余英时将“古史辨”的观念和方法归类于产生于19世纪后期西方著名的兰克实 证主义史学，视之为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观念；（注：余英时著《顾颉刚、 洪星与中国现代史学》，转引自顾潮编《顾颉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第38页。又见 陈其泰、张京华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北京京华出版社，第515页。）也有把它 归入杜威胡适的实验主义，（注：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文史哲》195 2年第3期，收入前揭陈其泰等编书。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光明日 报》1955年2月3日，收入《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3辑。）而杜威明确宣称实验主 义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注：见杜威著《人的问题》，傅统先等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1965年版，第135页。）。
    但我的意思，顾先生之为世纪史学的领军人物，不仅在此，更在于这个方法论的自觉 。这是因为：“新”不是某家某派的专有定语，只是置于时空维度中的特定概念、相对 的概念。依此，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我们即可以“新”冠于某种史学观念和方法。 其一，它是在20世纪中国（也可以是其他空间）新出现的。这个“新”可以是从传统史学 中开出来的新（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也可以是从西方传入的（如实证主义实验主义 、唯物史观）。其二，它被一定的群体或广泛接受、运用并流行。其三，史学家和史学 界有方法论的自觉。方法论的自觉是20世纪中国史学之所以为新的本质特征。所谓方法 论的自觉，是指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研究方法对学术（包括史学）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有着左右解释、改变结果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方法论的自觉，某种方法才得以被广泛或 较广泛地接受、运用并流行。而一种方法论一旦被广泛或较广泛地接受、运用并流行， 与此方法论一体成就的也就成了这一时代的新史学新学术。
    这三个条件为顾颉刚和他的“古史辨”所齐备。顾先生说：“（其时）西洋的科学传了 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注：《古史辨》一 《自序》，第77、78页。）。这个现场证言说明了方法论的自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新 特征，是顾先生创建古史辨派新史学的起点。在受了中国学术辨伪传统和胡适带回的“ 西洋的史学方法”的“教训”后，首先也是主要的收获，就是方法论的自觉，他说：“ 我固然说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我敢说我有了新方法了。”（注：《古史辨》一《自序》 ，第78页。）此亦可见顾先生对方法的看重。对研究方法在史观形成中的重要性，顾先 生确有明确的认识。他指出，“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若用了故 事的眼光去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 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注：《古史辨》一《自序》，第41 页。）他视科学方法为新方法，常说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而“在这新方法支配之 下的材料，徒然呈露了一个新样子”（注：《古史辨》一《自序》，第78、79页。）。尤 其令人注意的是，顾先生的方法论自觉还表现为他并不迷信方法万能论和方法唯一论， 自知所用的方法为一特殊的方法而有其适用的界域。他明白地说：“我深知我所用的方 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但我亦深信我所用的方法自有适当 的领域，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古史问题，这一部分的问题是不能用它种方法来解决的。” （注：《古史辨》三《自序》，第9页。）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方法论的自觉，始“成就 了两年前的古史讨论”（注：《古史辨》一《自序》，第79页。）即“古史辨”运动。《 古史辨》第1册结集印行，顾先生自己更看重的也是方法论，作序说他的意思，“原要 借了这篇序文说明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注：《古史辨》一《自序》，第102页。） 第2册《自序》说它“又是很好的史学方法论的材料。”（注：《古史辨》一《自序》， 第2页。）胡适推介第1册时，亦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史学革命的书，又是一部 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注：《古史辨》二，第334页。）其实，正是在“科学的方法” 的支持下，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 ，点醒了中国史学的方法论自觉。这里，周予同的说法在当时的史学界是颇具有代表性 的：“这部书（按：指《古史辨》第1册）所给予学术界的影响，与其说在辩驳的结论， 不如说在他治学的态度与方法。”（注：周予同《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古史辨 》二，第321页。）辨伪疑古的观念和“历史演进法”作为“科学的方法”，或完全或大 同小异地为很多学者所接受，并运用于古史和文献学（如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 新史学第一开山梁任公以降追求研究方法“科学化”，自此迅速成为此下中国史学界的 思维定势，“科学的方法”乃成为贯串20世纪的主流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