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更主要的，学问的真实精神，不在致用，而在求真知。（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 学研究所年报·序》，1929年6月。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69页。）
    4，虽然并不否认有的学问有其应用性，亦曾很想研究民族衰亡问题做他的唯一的救国 事业；然而，“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 的目的。”（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5页。）
    5，做学问应摒弃功利的动机，不求应用的实效；“不求实效的结果自能酝酿出一些成 绩来”，而“愈不求实效愈可得着料想不到的实效。”（注：《古史辨》一《自序》， 第98-99页。）
    6，如果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应用”，如清代今文家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 那是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如汉代的“通经致 用”，“为谋他们的应用方便常常不惜牺牲古书古事”（注：《古史辨》一《自序》， 第43页。），使汉学成了“搅乱史迹的大本营”（注：《古史辨》四《自序》，第21页。 ）。简言之，以应用为目的必将屈抑理性，牺牲事实，远离真知。亦即是牺牲学问的存 在性，独立性，失去了学问的自体。
    7，不以应用而以求真知为目的，也就是以学问本身为目的。这种求真知的精神和认识 ，顾先生自谓乃受了西方科学的教育所激起。所以他还深有其感地视“没有功利的成见 ”与打破崇拜偶像的陋习，同为“承受”“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之必要条件 。（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1927年10月。引自《顾颉刚年 谱》，第144页。）
    8，总之，顾先生说：“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 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 。”（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5页。）所谓学问不能不离开人生的约束，实即学 问必须脱离应用的束缚才可望自由发展的同义表述。
    上述8点，构成了顾先生对学用关系的基本认识。他把这个学问与应用脱离的认识视为 自身生命中的一个最可纪念的觉悟，宣称正是有了这个觉悟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 的研究”（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5页。）。事实上，顾先生一生几乎都在努力 坚持“薄致用而重求真”。他曾谆谆告诫他的学生们“千万不要把现在应用的眼光来看 ”研究学问的方法；（注：《致选修三百年来思想史诸同学书--代<桂学答问>序》，1 929年1月。引自《顾颉刚年谱》，第168页。）诚恳地祈求学人们“不应用功利的眼光去 定问题的取舍”（注：《古史辨》三《自序》，第3页。）。对清代一般的学者的目标只 是希望认识古代，既不想把古代的学术思想应用在当前政治上，也不想把它应用在内心 的修养上，他内心似乎也是始终欣赏的。（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上海群联 出版社1955年版，第13页。）。至少“古史辨”时期的顾颉刚除了前面提及的民族问题 外，“在研究别种问题时，都不愿与实用发生关系”（注：《古史辨》一《自序》，第9 0页。）。显然，顾先生的学问观是非工具主义的，他对上述清代晚期今文家和汉代“通 经致用”的批评，正可视为对一切把学问归结于政治、应用之手段的工具主义学术的批 评，是一本体论意义的批评。而所谓“无用的研究”，其实是无禁区的“自由取舍”的 研究：“只要有问题发现处便是学者的工作的区域”；其唯一的条件规定，就是去掉“ 功利的眼光”（注：《古史辨》三《自序》，第3页。）。这里，“无用”之“无”，不 但是“没有”的意思，还可作动词“去除”解。“无用”也者，就是去除应用，去除功 利，去除政治束缚。所以顾先生对上古史“无用的研究”，实乃一切以学为手段的工具 主义学术的对显，当然是一超越的学问境界。不过，我们发现，这“无用的研究”之背 后，还有一层是顾先生嗜学为乐的生命情调。顾先生是个极富生命情调的人，他的生活 世界丰富多彩，买书、书画、山水、音乐、看戏、听鼓词等种种嗜好，都是顺了自己的 兴味。他说自己“无论什么事情，凡是自己愿意做的，兴味总很浓厚。”（注：《与股 履安信》，1919年9月14日，引自《顾颉刚年谱》，第53页。）而所谓“自己愿意做的” ，亦只是顺从兴味；所谓“兴味”，则纯是艺术的趣味。他说：“我的工作跟着兴味走 ，我的兴味又跟着美感走。”至于“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 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之所以“大胆作无用的研究”，其性情上的缘故亦是他知道 “挟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赏决不能成为真的欣赏。”（注：《古史辨》一《自序》， 第98页。）他之投身史学和接受科学方法，只是因为史学是最合他的性情的学问，（注： 《古史辨》一《自序》，第40页。）发见自己的性情“与科学相近”（注：《古史辨》一 《自序》，第95页。）。他之由标点《伪书考》而走上辨伪疑古的道路，亦正是“顺从 ”了自己的“兴趣”（注：《古史辨》一《自序》，第43页。）。
    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颉刚先生的学问是由其艺术性的生命情调所浸融而为一 体的，顾先生对上古史的“无用的研究”，实亦“兴趣的研究”，是超越的境界，亦是 艺术的境界。从用上说，是“无用的研究”；从体上看，是“兴趣的研究”，其实是一 体之境界。求真知的学术活动发于自身的趣味，艺术性的趣味是支持求真知的生命力量 ，而不是身外的政治、功利、应用。“跟着兴味走”，则人在艺术性的趣味中，自会不 知不觉地从政治世界功利世界中超脱出来，达到一种境界。此种境界同样将知识活动纯 净化，只成了一个为知而求知的过程，一个“无”掉一切“知”外东西的“无用的研究 ”。艺术兴趣与求知活动在“无用的研究”境界中得到融和统一。所以我说，顾先生的 “无用的研究”是个艺术性的超越境界。
    由前述，我们已知，在顾先生，“无用的研究”完全是自觉的；而“跟着兴味走”， 最初也许只是一种自在的生命情调，但后来也是自觉的。他明确说：“只觉得必须从我 的才性上建设的事业才是我的真实事业”（注：《古史辨》一《自序》，第97页。）。“ 跟着兴味走”，也就是跟着才性走。明白了顾先生这个艺术性的超越的学问境界，也许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故事的眼光”、“角色的眼光”，将“研究故事的方法”应用 到古史研究上，并可以探识顾先生一生治学的深层用心和学术精神。正是在自觉的“无 用的研究”亦是“兴趣的研究”中，顾先生获得并表现了纯粹知性的独立立场，获得并 表现了“薄致用而重求是”的求真精神、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