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平台·大胸襟
    顾颉刚先生主持的古史辨运动，在20世纪百年史学中，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学术现 象。其令人瞩目处，由集中记录这个学术现象的《古史辨》7大集透显出：它是由一位 与现实持距（注：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序》，引自顾颉刚著、顾潮选编《蕲弛斋小 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的“在野学者”（注：王守真《缓远旅行记》 ，《禹贡》第6卷第5期，录入《顾颉刚年谱》1936年9月条，第259页。）所主持的，它 营造了一个开放、民主、平等、自由、以学术为体为本位的大平台。我想，对此，任何 有过泛政治化学术挫伤和灾难经验的嗜学者，都会朗然照见和深切感受得到的。
    检阅《古史辨》汇编的350篇文章，不难发现，其实并不是清一色的辨伪疑古一花独放 ，而有各种观点的自由表述，平等交流。其首出观念，若借用第6册冯友兰序所分而方 便说，有疑古的，有释古的；也有信古的，如王国维、张荫麟即信尧、舜、禹为实有之 历史人物，柳诒徵反对将古史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杀，缪风林信《殷本纪》者；还有介于 疑、信之间如钱宾四，（注：参见拙著《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上海《史林》199 3年第4期。又，前揭陈其泰等编《古史辨学说评论讨论集》。）以及谨慎于疑、信之间 如王志刚。若究其背后之文化价值观，则有反传统的，也有传统的。非但具体如九州、 老子年代问题，直具体到了一个“帝”字，也是各抒己见，歧同交映；对顾先生的“层 累”说，亦更有针锋相对，肯否交辉。凡所讨论，百无禁忌，无一事不可争，亦无一说 苟同。而且，说事说理，文辞章法，都有个人风格，多采多姿，自然成趣。所以，7集9 大册煌煌洋洋，全无独断专横之官腔、僵硬一律之死样，只是百舸争流，如先秦诸子百 家争鸣之重见。350篇文章原散刊全国各地刊物，展现了20世纪20、30年代的学术风貌 。赖《古史辨》的缩微，使后人得以重睹这场学术争鸣旧颜。
    境由心造。用CCTV11频道屏幕词叫做：“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古史辨》所 展现的歧见纷呈、交相辉映的古史讨论大平台，是20世纪20、30年代“在野学者”的共 业，却也是源于“代表在野学者地位之资格”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平恕观物、容纳歧见的 大胸襟。在与顾先生持异的歧见中，有具体学术观点相左的，更有直接针对的；直接针 对的，有从“科学之理”批评其史学方法，也有直说其说不能成立的，还有用词严厉如 以“信口疑古”、“凿空附会”批判的，顾先生俱不排抑，一概容纳入编，甚至还有主 动或约或催来的。至于象钱宾四“不啻与颉刚争议”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顾先生诚 邀刊发后，还把钱先生从苏州中学举荐进燕京、北大，今已传为史坛佳话。顾先生视学 术批评为推动求知的力量，真诚欢迎和感谢一切批评，他说：“我又非常感谢刘楚贤（ 掞藜），胡堇人，柳翼谋（诒徵）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逼得我愈进愈 深，……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 不足而勉力寻求智识。”（注：《古史辨》一《自序》，第3页。）对照有些学者，一受 批评，或只是遭遇歧见，即永存芥蒂，伺机反唇相讥，下石报复；亦有拒谏将昔日师友 情谊一笔勾销，怎不令人肃然起敬。顾先生容纳歧见之度量如此宽大，我敢说，不仅罕 见于百年史坛，即在2000多年中国学术史中亦显其光采。
    还应指出，顾先生这个广纳歧见的大胸襟，有其虚怀若谷自谦之德和恢弘平正之器识 的内涵，他虽创新说，却不高自标置，更不唯我科学，挟借20世纪不可抵御的“科学化 ”大潮，强加于人。他一再说自己“编辑《古史辨》的动机，并不是想把它当作自己的 著作，乃是要把它做成中华民国史学史上的一部分的‘史料汇编’”（注：《古史辨》 三《自序》，第1页。）；“《古史辨》中提出的问题多数是没有结论的，我希望大家知 道《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是收集一时代人们的见解的，它不是一部著作。它只是 整箱的原料而不是工厂里的制造品。”（注：《古史辨》三《自序》，第3页。）试看今 日有的锐进学者，盲瞽陆沉而不自知，只是仗着有了一些什么经历，就自以为天下深刻 莫予属也，就可以明白顾先生这个恂恂自谦之德在学界是何等地弥足珍贵。他绝无教主 心态，去做什么“青年导师”，说：“我写出许多古史论文，原为科学工作，并不在求 青年拥护；……我绝不像廖平、康有为那样，自居于教主而收罗一班信徒，盼望他们作 我的应声虫。”（注：《古史辨》三《自序》，第28页。）顾先生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真实地视学术为公器，非一家派之私有。《古史辨》第4册，他委托罗根泽编， 印行以后，许多人诧异：为什么顾颉刚不自编。为解人疑惑，顾先生说：“我觉得这种 态度未免胸怀不广；学问非私产，何必私有呢？”（注：《古史辨》三《自序》，第1页 。）
    唯其如此，他在己，“舍主奴之见，屏家学之风”，心思平正；故在学问上，“不肯 加入任何一家派”（注：《古史辨》一《自序》，第32页。），“对待一切学问的绝无成 见”（注：《古史辨》一《自序》，第81页。）；待人，一以平等心，只有是非的辨别， 没有偶像的崇拜，也没有高低、好坏、雅俗的歧视，“不会用了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 力的人物”，“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注：王伯祥 《读<经今古文学>和<古史辨>》，《古史辨》二，第360页。）。难怪他的好友王伯祥称 他是“一个万物齐观的史学家”。他发动古史辨论的用心，也就在要营造一个开放、民 主、平等、自由且又健康、正常、活泼的学术新风，推动学术自由的发展。他说：“我 实在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 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自己感到烦闷求解决的欲望。 我希望大家都能用了他自己的智慧对于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又真能接受他人的切磋 。”在讨论切磋中，“用了自己的理智作审择的工夫而定出一个真是非也。”
    亦唯其如此，顾先生编《古史辨》，容纳歧见的局量才如此宽广博大，无论高下肯否 ，甚或痛驳，像阿弥陀佛的大布袋一样，无不纳入其中。
    “古史辨”展现了一个无“政治的应用”束缚、无家派门墙的学术大平台。用纯粹知 性的眼光看，顾先生以其大境界，大胸襟营造的这个大平台，无疑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 提供了一种学术讨论典型而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