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古史辨运动吸引了一些20世纪最享盛名的史学家和学者；更主要的是，培养或 熏育了一代史学家。顾先生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及其“科学的方法”赢得很多同道和 在没有政治外力干预下的忠实追随者，形成古史辨学派。无论是古史辨派的学者，还是 赖此古史辨成名的参与者，后来多活跃于两岸三地海内外，成了著名史学家和学科重镇 。直到20世纪80、90年代，还能看到他们中很多人的身影，有的活到了21世纪。而且， 顾门弟子和讲友，尽管经过大陆胡适批判思想改造运动洗礼后服膺唯物史观，其实并不 能揩干净他们与“古史辨”的精神联系和学术脉络，甚至掩盖不住他们内心深层的“古 史辨”认同。
    第三，就是前面提过的快速为20世纪新史学开风气，解除思想束缚，影响了百年史学 的发展。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此书（《古史辨》第1册）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 指示做学问的途径。”“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 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注：《古史辨》二，第334、338页。）“古史辨”的开风气当 然不同于如观堂之学的“转移一时之风气”（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后 者对尧舜禹古史系统是建设的，其转移之风是青萍之末的，和缓的，此非日常势久不能 见其功，因此，即使在北大，“到民国初年，学风还很保守。”（注：张玉法《中国现 代史略》，台北东华书局1978年版，第96页。）据顾先生及钱玄同之见，唐宋以来的学 术社会处于积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忍怀疑的批评。即清代的学者仍束缚于信古尊闻的 旧思想，还有“家派”的束缚、“道统”的束缚，（注：顾颉刚《古史辨》一《自序》 ，第78、35页；《古史辨》三《自序》，第1页。）“过去的幽灵”甚至束缚着求新者思 想，时时奔赴腕下，挥之不去。（注：疑古玄同致顾颉刚《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 》，《古史辨》一，第232页。）“古史辨”的辨伪疑古是“大胆的破坏”的，是“大刀 阔斧”（注：《古史辨》一《自序》，第4、60页。）的、“革命”的、“破坏”的、“ 激烈”、“非传统的”（注：《古史辨》三《自序》，第1、2页。），“成了轰炸中国古 史的一个原子弹”（注：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一，第17页 。）。它颠覆了定型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推倒了尧舜禹的偶像，上述顾、钱所谓种 种的思想束缚亦随之迅即解除。由是，辨伪疑古成了20世纪史学之一大学风，中国史学 进入韦伯所谓的解咒时代。至于“解放思想”，虽经尘封一时，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 今，已不仅是史学界，更是一个时代的口号了。昔人有云：“颉刚先生在我们学术界中 确是一个霹雳，这想是大家都感到的……但颉刚先生的精神不独我一个人，想大家都承 认是一个时代的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而他便是这个精神的代表选手”（注：何思 敬《读妙峰山进香专号》，转引自顾潮编《顾颉刚年谱》，第159-160页。）。事实意 义的历史地位是一定永定的，因此，这段75年前的话，我们今天仍可说。
    三学问境界：“大胆作无用的研究”
    民国以降，中国的知识界自有不反日、不爱国的。顾先生则不然，他系念民族命运和 国家前途，“九·一八”事变后，学术重心转到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史地和民族问题， 即是对日寇步步侵华的反应，对抗日本御用学者，还编抗日通俗读物。然而，爱国自爱 国，学问境界自学问境界，二者毕竟分属两事，用一句哲学话语，二者是综合关系，不 是分析关系。所谓“学用结合”、“经世致用”，并不是顾先生治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恰恰相反，“跟着兴味走”（注：《古史辨》一，第98页。），“无用的研究”（注： 《古史辨》一，第26页。），才真是他的学问境界。至少，“古史辨”时期绝对如此。
    幼年即在翻书中过日子的顾颉刚，其实是个中国传统非科举形态的纯粹的读书人。他 嗜学为乐，求知欲强，极富知识好奇心，醉心学问。他只有“学问上的野心”（注：《 古史辨》一，第15页。），而“没有政治上的兴趣”（注：《古史辨》一，第90页。）。 他视应用为学问束缚，根本不喜欢“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应用”，而欣赏“清代学者则 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注：《古史辨》一，第77页。），“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 致用的精神”（注：《古史辨》一，第29页。）。在在表明，顾先生反对以应用为标准来 要求学问，信奉的是脱离应用的纯学术。据他自述，正是从章太炎攻击今文家的“通经 致用”上，他受到了治学的最有力的启发。他之突破清代的辨伪学而发动古史辨论，其 动机纯粹是知识的，而不是应用的。一是受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所指出的“上古茫 然无稽”的启发，二是不满意今文家“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拿辨伪做手段，把 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注：《古史辨》一，第43页。）顾先生郑 重宣布：太炎“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注：《古史辨》一，第26页 。）；“学问必须脱离了应用的束缚才可望自由的发展，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义。”（注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展览会说明书·卷头语》，1928年12月。转引自顾潮编 《顾颉刚年谱》，第168页。）
    学问必须脱离应用的束缚才可望自由的发展，是个学用关系的命题，我称之为现代意 义的“学问独立意识”。顾先生之所以奉之为治学的基本信念，自有其基本的理性认识 或理由说明之支持。最初他亦视用为学的目的，以为学是用以指导人生的。大约自民国 三年至六年，他曾耗费了4年的工夫，对“何者为学”等问题作本体论思考，彻底扭转 了“经世致用”的旧观念。这些思考和认识，经我粗粗地整理所得，概括起来，大体有 如下8点：
    1，“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5页。）
    2，一切学问，并不都是致用的。（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 ，1927年10月。引自《顾颉刚年谱》，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