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今天我们将如何总结顾颉刚
    今天我们将如何总结顾颉刚？于此，我提出一“如实”、二“广”、三“不苛求”、四 “换眼光”。
    首先，我借用佛教的观点：应如实观。也就是去掉一切障蔽成见，直面顾颉刚和他的 “古史辨”。历史已经翻过了20世纪，20世纪学术的总结正在进行着。古史辨运动也已 过去了60多年，50年代的陪批可以看作是一种非常方式的总结，三次纪念学术活动当然 也是总结。这些总结中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这就是批判者（不是论衡意义的批判）将 顾先生的史学思想定性为唯心主义，（注：如嵇文甫《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 --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对开封市大中小学历史教师的报告》，《胡适 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2辑；李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吴泽、袁英光《古 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等，见陈其泰等编《古史辨学派讨论集》。）肯定者又将他往唯 物史观靠。（注：如杨向奎《论“古史辨派”》等，见前揭陈其泰等编《古史辨学派讨 论集》。）意见相反却各有理由。显然这是知性受到了价值成见的影响和左右。然而， 给顾先生加上“唯物主义”的桂冠，或套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就是认识他的本质了 么？就一定是抬高或贬低他了么？我看，难说。因此，与其纠缠于此，还不如“先谈问题 ，后谈主义”，采用顾先生“以汉还汉，以周还周的办法”（注：《古史辨》四《自序 》，第19页。），弄清顾先生自己的意思，以顾还顾，做成一顾颉刚研究的史料学知识 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去掉我执，放平心思，直接与顾颉刚对话。此之谓一“如实” 。
    其次，当广其古史辨伪学而总结。对顾颉刚，我无专业的研究，本文亦非全面的讨论 。无可否认，创立古史辨派，是顾先生确立20世纪史学地位的品牌学术。但顾先生其人 其学，原是十分丰富的。其学喜创新，其人则传统意味颇浓。若暂置其专业学问不论， 视其日常生活散事散文，则至情至感，决非冰冷冷的理智；感民困国危，“欲以天下事 为己分内事”，宛然儒者情怀矣。他好学博文，古史辨伪学实不足以概。顾先生学趣广 泛，除与会诸公所举史地、民俗、图书馆学外，他的《尚书》学独步史坛，即秦汉史、 戏剧观亦应当重视。顾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写得最好 的一本深入浅出的秦汉史专题著作；其富学术内涵而又通俗晓畅能导初学者入门，大约 只有萧一山《清代史》可与之比肩。京剧从老生时代走进青衣时代之契机，顾先生尝指 出，是因为“须生没有好的了，梅兰芳做了戏剧的中心人物”，而“大家只要唱得好听 ”（注：《诗声》，《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收入《蕲弛斋小品》，第8 页。），完全是一付史家的艺术眼光。它比某“文豪”所谓梅兰芳的走红是因为男人去 看扮女人，女人去看男人扮的变声，不知要正常多少、高明多少；亦足以引起京剧研究 者的重视。所以，对顾先生，应该广其学地全面终结。此之谓二“广”。
    又次，直面顾颉刚，当然是勿掩其失，亦不抑其美，而见失说失，见美说美。古史辨 运动及“层累造成”说有它的缺失，对此，顾先生自己就不讳言，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 。如“层累造成”说，作为一种方法，应用到大禹研究上，自是失败了。但也有应用成 功的，如胡道静所研究，上海龙华寺塔史即层累造成的。（注：胡道静著《<古史辨>对 一个顽固青年的冲击》，《顾颉刚学记》，第406页。）不仅古史，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 现当代史，都既有层累“造成”的，也有层累“遗失”的。这说明“层累造成”说只能 视为一或然律。虽不是必然律，但仍不失其意义，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尤是在“政治的应 用”下，“层累造成”就会成为一常见现象。用顾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着实有许 多是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远的不说，近的只要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 ，就能看出它的一定有效性。诸如人所熟知的井冈山朱毛会师成了“毛林会师”，“朱 德的肩担”成了“林彪的扁担”，就是一“层累造成”说的典型例子；当然，同样还有 很多层累“遗失”的史实。今天站在21世纪的我们，比起85年前“古史辨”启动时的顾 颉刚，已经拥有更多的知识积累、考古成就、思想资源和研究手段。随着存在主义、诠 释学以及重视自身经验的科林伍德史学、主体主义的克罗齐史学等新学说的兴起和被日 益重视，实证主义是否为史学唯一适用的方法以及科学主义亦愈来愈被质疑和反省，这 已非当时人所能想象。至于“超越疑古”（注：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1996年5 月16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言提纲》，《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的“夏商 周断代工程”，其中170多位史理两科学者，用上了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历时5年始得初 酬。此则周谷城说得好：“几十年前讲这个问题都不可能。”（注：宋健《酬“断代工 程”初遂》，《光明日报》2000年9月22日。）我们不能因21世纪扩大的视野和成就来要 求当年不到30岁的顾颉刚，苛责其缺失而漠视其成就。此之谓三“不苛求”。
    再次，还可以变换眼光。现代中国的学人，无论海内外，借用顾先生的“眼光”说， 主流都是西学的眼光。整个近现代都在向西方寻求真理，什么都想和西方接轨，故此可 以理解。但我要说，是否不要只用西学眼光。只向西方开放的心灵，其实还是不够“灵 ”的。在向西方开放的同时亦应向历史开放，变换一付传统的眼光；总结顾颉刚亦然。 其实顾先生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之辨伪疑古，在受西方科学洗礼之前，已自觉承受了唐 宋明清今文家的怀疑传统。后来他又一再强调“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 说就是起源于郑（樵）、姚（际恒）、崔（述）三人的思想”；“以考证方式发现新史实，推 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顾先生的女公子 顾洪教授还曾在《顾颉刚读书笔记》中揭出实录，在古史辨派受陪批后的上世纪50年代 ，顾先生对时任中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的尹达说：“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 ，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注：顾洪《论古史辨学派产生的学术思想 背景》，前揭《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第191页。）其实，顾先生的学问，若细究起 来，还可寻出其更远更深更主要的传统根脉。如他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也就是《老子 》10章、77章所谓“为而不恃”之玄德。“无用的研究”，则相当于《老子》38章之“ 无”“无为”、《庄子·人间世》之“无用”的境界；（注：其实这是儒道佛的“共法 ”。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三版自序》，（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跟着兴味走 ”、“趣味的研究”，正是《论语·述而》“游于艺”、《论语·泰伯》“兴于诗”“ 乐于成”的境界，亦是庄子“忘”与“游”的艺术精神。（注：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 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07页。）所以我说顾先生的学问境界实可视为一 儒道兼综的境界。北京纪念会圆满结束甫一宣布，我匆匆对顾潮教授私语：不要将顾先 生从传统划开。此境界寻究即是当时横亘我胸中的一重要根据。境界论乃中国传统学问 的胜场，顾先生的学问境界自然从中国传统上寻究更为恰当。此之谓四“换眼光”。一 句话，我们仍然需要顾颉刚当年的学术精神：“自己放出眼光来。”（注：《与殷履安 信》，1919年7月28日，引自《顾颉刚年谱》，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