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问、学科，都是研究一种特殊的对象的，因而也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历史学研究是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作为对象，当然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除了这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外，还有各种层次以及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大体讲有以下几种：1、最基本的方法：搜集与考订材料的方法，即考据。2、历史比较法。3、统计方法。4、计量方法。5、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一、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方法
    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著作，凡足以名家的，都有其共同点，即：具有丰富的内容，这种丰富的内容一是材料多，二是材料的准确。因而搜集更多的材料，以及对使用材料的考订，成为历史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观点分歧甚大的情况下，只能求同存异，评论史学著作的优劣得失，不能不集中在材料的多少以及对材料的使用方面。这样，历史学的考据方法不能不成为古今中外共同承认的一个基本方法。
    一提到考据，人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考据之学来自于清代的乾嘉学派，或清代考据学。其实自从有了历史学，也就存在对史料的搜集和考订的问题。孟夫子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注：《孟子·尽心下》。）对《书》的材料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唯其如此，所以史学家们首先注意的就是这个问题。
    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极为重视这个问题。他不仅充分利用他能够见到的任何材料，而且他还想尽办法扩大他的材料来源--这个办法就是调查访问方法。
    人们常说，司马迁曾经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因而开阔了他的神思，形成了他峭拔雄健的文风。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司马迁之遍游名山大川，是在有意识地从事调查访问，一面亲自观察游历所在以及社会的各个侧面，一面从遗老口中和历史遗迹中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的访查。他调查访问来的材料，有的是传说，如《五帝本纪》：“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有的是战国末年秦汉以来的真实情况，以及帝王将相、引车卖浆之流的各种动态。司马迁还曾访查过知名人物的冢墓、居里，国君贵族们的故城宫室，到过孔子讲学的地方，李冰父子治理岷江的离堆，登上蒙恬兴修的长城、秦汉古战场等等。司马迁的调查访问，教导人们不能单纯满足文献记载，而要从对社会广泛接触中获得更多活的知识材料。
    对材料真伪准确与否，司马迁是否也很关心？当然注意。他对各类文献材料中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是“不敢言”的，亦不加使用。他提出了一个考订材料的标准，就是“考信于六艺”（注：《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只有这上面有记载，才算可靠。这个标准是否恰当是另一问题，但考订材料之要有标准却无疑是对的。而且，以这些较为古老的文献作考信的标准，也不能说毫无价值。司马迁的许多调查访问，就是对文献材料的一个订正。如《魏公子列传》中：“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注：《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司马迁到大梁，亲自访问夷门，亦即侯生居住的地方，才知道就是大梁的东门。这就是对材料考订。司马迁见过张良的画像，在人们的想像中，张良用大铁椎刺秦王，一定是个魁梧的伟人，可是司马迁记录张良状貌却“如妇人好女”（注：《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太史公曰”。）。这虽是细微末节，却使整个张良的形象活跃起来。总之，司马迁既开辟了广事搜集史料的路径，又认真考核使用的材料，以其生花之笔，写出了《史记》这部千古名著！
    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同样是既注意材料的搜集，又注意材料的考订。他将搜集来的史料，以年系月，以月系日，将材料分别列于年月日当中，按时间先后将材料排列起来。先作长编，然后又对所使用的材料，考核其异同，作了《通鉴考异》。考异就是对材料真伪的辨别，对材料的分析。这种辨别和分析，是史家必具的一个基本功。史学著作成就高低，同这个基本功是分不开的。
    史家这种对史料的辨析，到明末清初形成为考据学，乾嘉尤为兴盛，因而有乾嘉考据学之称。考据学开始是对经学的章句训释，从明末陈第开始的。陈第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对古今音变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指出：
    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执（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注：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四库全书本，第239册第407页。）
    接着他指出：“毋”古读作“米”，“马”读作“姥”，“京”读作“疆”，“福”读作“偪”之类，等等，“难以殚举”。陈第考订古音的方法有二：一曰本证，即以本书的例证来证明这一字音的音读；二曰旁证，即以《诗经》以外的古籍中的音读作为旁证。而这种考订方法是后来考据学广泛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