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我认为是受德国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和乾嘉学派的最为重要的影响。近代中国史学名家中，直接受到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的影响的，如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韩儒林等，都是留德的，他们接受了这个学派的直接的熏陶、培溉，因而他们的治学态度、他们的学风，对我国近代史学当然要产生巨大影响。胡适虽然标榜实验主义，他的历史观有其主观主义的重要方面，但对史料方面，则受乾嘉学派深刻影响，强调史料，强调考据、证据，对近代中国史学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普鲁士学派诸家与胡适相结合，实际上也是历史语言学派与乾嘉考据学派的结合，对近代中国史学影响之大，是其他学派无法比拟的。直到解放之前，居于中国史学的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个系统。综合这一系统的研究方法是：
    （1）重视资料的考订。这一点和德国历史语言学派是相同的。傅斯年先生筹办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研究机构，名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傅先生有意识地引进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的方法，说明了他受这一学派影响之深。他自己的研究也是走这条路子的。将来有机会再谈。
    （2）重视资料及资料的搜集。几位大师都有共同的看法。陈寅恪认为，只有先弄清事实，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发议论；史实弄不清，议论一定不正确。胡适则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话。”（注：胡适在《<文史>的引子》，《胡适文集》第十册，第784页。）证据，当然就是搜集的资料了。傅斯年认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凡是能够扩展自己史料范围的，就能够进步；凡是不能够扩展自己史料范围的，就退步；他甚至强调“史学只是史料学”（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这一系统的学者重视史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但像傅斯年这样把史学与史料学等量齐观，就失之偏颇了。
    （3）重视对史料的考订、辨析。胡适先生曾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注：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第二册，第327-328页。）当然，这话说得过头了，但他强调史料的辨析也还是对的。
    （4）最值得提出的，这个系统的学者极力强调史学的客观性，由于过分强调，就陷入了“客观主义”。他们认为，不论什么主义，都是一种偏见，因而史学不能用任何主义去研究，用任何主义都是以有色的眼镜看客观的历史，都是先入为主的，违反科学的。胡适、傅斯年是公开的不赞成共产主义的。陈寅恪先生，按我看，他不赞成三民主义，但也不赞成共产主义，这从他强调学术上的自由可以了解。
    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和宋朝时期是自由的时代，这种最自由的时代是最适宜于学术发展的。他认为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不是殉某一姓、某一朝，而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个理想就是思想自由，故“不自由，毋宁死耳”！主义是禁锢人们头脑，使人们不自由。
    政治上学术上搞法西斯主义，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阻碍学术的进步，应当加以反对。从这一点说，陈先生的这个意见有其可取之处，但陈先生的这个见解亦有可商榷之处。拿王国维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为例，他写《殷先公先王考》一类的文章，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没有加以干预，对边疆民族的研究，也同样没有任何的干预。那么，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学术上的自由又是什么呢？当时客观条件是许可他充分发挥其才智的。按照陈先生的见解，史学要客观，任何主义、思想等都会障蔽人们的头脑的，亦即学术上是不自由的。但是，人不能生活在社会的真空中，因为社会并没有真空。人生到现实世界，不是受这种主义就是受那种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不是受这种思想就是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和支配。这一点人们或者是自觉，或者是不自觉，但在社会现实中是无可避免的。陈先生曾讲，王国维取外来观念以论述《红楼梦》诸方面的问题（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谓“外来观念”，无非是一种思想、一种见解，与一种主义都同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主义或思想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那么，外来观念又何尝不是这样？过去金岳霖先生在冯芝生（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称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实验主义气味太浓，不如冯芝生先生的书（注：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民国丛书》第二编第一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后来有人为胡适之先生鸣不平，以为胡先生固然是以外国的观念、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又何尝不是以外国的观念、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即以陈寅恪先生自己来说，同样也受到外国观念的影响，具体地说，受文化史观的影响。以陈先生所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同样受一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我国到国外留学的学者，都是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其中一些先进的、合乎科学的思维方法，远比中国封建时代的思维方法要高明一些，因而不论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科学方面，都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接受的思想、观念是否先进、是否正确、是否对中国学术起到积极作用。这谈不上客观不客观的问题，客观主义是没有的。不受某种思想的影响或支配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考据的基本方法：归纳法、演绎法、类推法、比较法、以反证解决史料中的歧说与冲突。参见姚从吾先生“史料解释的方法”（注：《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一卷《历史方法论》，第37-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