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唯心论，坚持辩证法。教条主义也是唯心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方法是脱离实际，以教条代替具体的分析，成为教条公式，成为唯心主义。这在我们历史研究中是常见的。如希腊奴隶制，以城邦为形式，而一些学者套用这一公式，认为中国的奴隶制也必须是城邦形式。
    4、以分段研究的方法处理一些大的复杂的长期发展的矛盾。
    这类矛盾大体上牵涉到百十年或几百年上千年的社会矛盾关系。例如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就需要分段研究。又如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有千多年到两千几百年不同的说法，但采用哪种说法？封建社会的研究必须分段，才能看清它的来龙去脉。但这种研究困难甚大，歧义甚多。
    对此问题，我有自己的见解，与一般人不同。我主张“二黄分期法”，即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将中国封建制划分为三大段：公元前475--公元184年，春秋战国之交到黄巾大起义，中国封建社会初期阶段；公元184--884年，魏晋隋唐阶段，由黄巾大起义到黄巢起义，庄园农奴制阶段；公元884--1840年，宋元明清阶段，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阶段。（注：35漆侠（执笔）：《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载《河北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见《宋代经济史》（上册）代绪论。）
    兵制发展变化也是这三个阶段；史学四个时期两个高潮也同样是如此。
    对一个朝代也可分段研究；对战争（农民战争、民族战争）也可分段研究；就是对一个历史人物，也可以按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段研究，我写过一篇《李觏不喜孟子》的文章（注：漆侠：《李觏不喜孟子》，载《申报·文史》第18、19期，1948年4月10日、4月17日。），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分段研究是为了看清一个事物发展变化、前后有什么不同，即发生发展衰落直到死亡的变化过程。
    5、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方法，从无数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即从具体到抽象，亦即从事物的量看到事物的质。而后再从本质的认识回到现象中，对现象的认识更加丰富，对质的认识更加深刻。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特殊方法。其实，这个方法与前面所叙述的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的分析开始。工厂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属于必要劳动，而剩余劳动则落入工厂主的腰包，这个剩余劳动亦即剩余价值。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得到了透澈的说明。马克思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就像剥葱一样，一层层地剥下去，又像推理一样，从概念上升到具体事物，所以他在第二版跋中说：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4页。）
    6、历史学研究的独特方法
    历史要从后向前看，珍珠倒卷帘。但历史学研究方法既要有抽象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遵循一定规律的，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发掘历史发展的规律。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发掘历史规律，就只能根据历史的遗迹--史料去探索，这就必须使用抽象思维，或者理论思维。
    其次，历史既是人类活动的历史，因而它本身应当是生动的、活泼的、丰富多彩的；构成历史的许多画面、人物和事件，又都能给人们以这种或那种感染，从而取得这种或那种认识和教训。这就需要历史学家以生花之笔，把历史的画面重新再现出来。完成这一步，形象思维更应当说是不可缺乏的。当然，运用形象思维，文学家有他们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特点，历史学家们同他们也许不尽相同，而有自己的经验和特点。最根本的一点，历史学家们应用形象思维把历史人物逼真地或真实地再现出来，而没有任何的虚构或文学的特殊的塑造。这一点，是文史的一个区别。
    7、历史人物研究方法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人物的研究虽然十分复杂，但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重视人民群众的决定性的历史作用，但从来不否认不低估更不抹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怎样研究？人物千差万别，很难找到一个划一的标准。特别是，对一些研究者来说，往往研究某个人物，不自觉对这个人物有所偏爱，总是多说些好处，甚至把他的坏处要加以掩饰，为之辩护，使这个人失去了他的本来面目。这自然是反历史科学的。因此，对历史人物都应当认真研究，给以客观的评价，从这个人物身上真正看到对历史起了什么作用。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我认为，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尺度去评价人物。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尺度，不是说，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和要求古人。20世纪60年代初，对干部有六条标准的要求。于是有的人写文章，提出以六条标准评价人物，引出很大的笑话。六条标准有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古人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社会主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他们怎么能拥护？因此，有的同志开玩笑说，以六条标准要求古人，古人都该枪毙。可见这个以六条标准，或以今天标准衡量古人的作法，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是不科学的。
    有的人认为，就以当时当地的标准评论人物。这是吴晗先生的见解，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当时当地的标准是什么？在古代社会中，或者是地主士大夫，或者是劳动农民，究竟是以朝廷官方的标准呢？还是其他标准？当时当地标准从根本上说是提不出来的。或者认为，依据当时史家的评论作为标准，这也是难以成立的。史家即如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人物的评价也只能作参考，而不能作为标准，因为当时当地的评论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或主观性。在讨论史可法的评价时，站在起义农民立场上来评价史可法，这也是不对的。
    对历史人物研究中，朱熹有一段话值得人们注意，他说：
    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如此互相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注：《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力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一册，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