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在中国封建时代，大地主阶级总是反动的、阻碍历史前进的社会力量，而中小地主阶级总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还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前期都是不同的大地主阶级掌权，东晋时候则是士族大地主掌权。东晋的王导和谢安当政期间在缓和士族间的关系、反对北方胡族政权方面及维护汉文化过程中起了作用，在谢安主持下还取得了淝水之战的重大胜利，因而士族的这两个代表人物还是应当肯定的。
    至唐中后期，朝廷上形成了所谓的牛李党争。唐文宗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注：《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是否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由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就比以李德裕为代表的山东士族进步？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从两党执行的政策看，在对吐蕃的问题上，李党坚决主张打，而牛党采取姑息、求和的政策。事实证明，打稍胜于和，因为吐蕃贵族不可一世，不打无以缓和边患。在对河北藩镇的问题上，李党主张坚决镇压、平叛，而牛党仍然以姑息了事。这两种主张，都不会得到好结果。为什么两党在政策上对立呢？特别是在藩镇问题上如此对立呢？从史料迹象看，李德裕为山东崔卢李郑四大家族之一，所谓赵郡李氏者是也。他的祖父李栖筠原在赵郡不事功名，后来却迁至河南汲郡，其孙李德裕又迁至洛阳。其他许多山东士族也都葬于两京，不再回老家安葬。陈寅恪根据这种情况，认为李栖筠之所以抛离祖坟房地产南迁，当是一种新来胡族势力造成的。（注：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陈先生此论甚是，应当说是新兴的庶族土地势力发展，将老牌士族排斥出去而造成的。我在《辽夏金经济史》中也提到这一问题。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分析法区分事物的基本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正确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应用的范围很广。约在1956年，《光明日报》上有篇文章提出，阶级分析只能使用于阶级社会。这个见解乍看起来是不错的，但它经不起认真推敲。在阶级分析法产生前后，资产阶级学者的方法往往找到个别的偶然的事例，把私有制、阶级等观念漫无边际地运用到原始社会中去，好像阶级制度、私有财产制度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相伴而来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阶级分析法，把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给以清晰地划分出来。因而不应当把阶级分析法当作局限于阶级社会才能使用的方法。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进入大同社会，这个方法也不至于废而不用，因为在它以前的社会形态毕竟还需要使用。
    阶级首先是来自于经济的分析，因而阶级分析运用到经济方面自然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阶级分析是否能够运用到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运用到历史人物方面？当然能够。
    先说阶级分析法运用到政治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为经济服务，当权者集团的政治措施、方针、政策是为特定的阶级利益而制订的。列宁有一段话：
    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
    ……直接为某些观点辩护的人是谁，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注：《对谁有利》，《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观点、提议、措施“对谁有利”，亦即对哪个阶级、哪个集团有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政治的一个基本点。
    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大家知道的事例加以分析，来说明阶级分析法的正确。王安石变法中曾实施了青苗法，即在每年青黄不接之际，贷民青苗钱，取二分息，以抑制大地主大高利贷者的侵蚀，和缓社会矛盾。可是青苗法却引起了朝廷上轩然大波，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纷纷上章反对。现在以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为例加以说明：
    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
    ……今县官乃自出息钱，……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富者]则独偿数家所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司马光的这些见解，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他的财富观，人们在财富上的贫富差别，是由“材性愚智”不同造成的。在另外文章中，司马光又认为聪明材智是由上天决定的。所以他的贫富的财富说是和天命论紧密结合的。这种观点，脱离社会经济生活实际而奢谈贫富，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下面司马光的妙论不多说，最后“图穷匕见”，司马光之所以反对青苗，是因为富者现无法放债，又必须偿还贫者拖欠，“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司马光是作为大地主大高利贷者利益的代言人而说话的。（注：程应《司马光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宋衍申《司马光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版）、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等今人著作，对此问题都不予接触。）
    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是否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同样的要运用。意识形态、思想都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经济基础的、阶级的烙印。当前学术思想界，研究思想史的，大都从思想到思想，而没有把思想同其产生的经济基础联系起来，因而这种研究同样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够切中肯綮。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有这样一种见解，过去思想家都是地主士大夫，好像出身没有什么差异，因而无法同经济关系、基础联系起来，这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拿“明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加以分析。
    “明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程系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但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程氏兄弟并没有说明白，好像人除了要明仁义道德之外，一切物质生活要求都是作为人欲而要消灭的。这个命题在宋代其他学派中都未必能站得住脚，陈亮就有不同意见。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力行》门中有所诠释。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者，人欲也。”（注：《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力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一册，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