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顾炎武、阎若璩等，形成考据学的吴、皖两大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以戴震为首，戴震成就为当时之最，此外还有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考据学大盛。清考据学讲章句训诂之学，恢复了汉儒治经的方法，而否定宋代义理之学，因而在经学发展史上形成汉学、宋学、清考据之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了解清考据学源流，可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考据学的主要内容和成就，在于音韵，因而清代音韵学成就甚高。前面说王引之认为训诂的中心在于字音而不在文字，所以清人对古音韵分析至为细密，到清末章太炎弟子黄季刚（侃）而告终结。
    在乾嘉考据学昌盛时期，一些学者以考据学的方法去对史籍进行考订，形成为史学上的三大考据学家。如果排队，大体上是：
    （1）王鸣盛（1722～1797）著有《十七史商榷》等，此书100卷，也包含《旧唐书》、《旧五代史》，因而可改为“十九史商榷”。所谓商榷，“商度而扬榷”，“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取其中典制事迹，铨解蒙滞，审核踌驳，而加商榷。（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2）赵翼（1727～1814）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前者36卷，实际上是廿四史，因当时未以《旧唐书》、《旧五代史》为正史，故称廿二史。是书对正史中纪传志表“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凡看到的即为之指摘出来。对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见附著之”（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陈援庵先生认为，是书“先考史法，次论史事”（注：《陈垣题记》，《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王树民先生曾为之校注，可以说是该书的功臣，今流行之本即此本。
    （3）钱大昕（1728～1804），著有《廿二史考异》100卷（不含《旧五代史》、《明史》）、《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等，是清代考据学家中最有成就者。他考据重点是：文字、义例、舆地、职官，富有特色。对赵翼甚为推崇，称之为“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注：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陈援庵最佩服钱大昕，以钱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榜样。
    对清代考据学，后人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因为考据方法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的组成部分，应当读他们的书，核对他们是正于原书的地方，由此来掌握他们的考据方法。但应当认识到，这种考据方法，只是点，不是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从个别的细微之处窥探史学，而不能从这种方法中取得对史学的系统知识和对史学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只是由于这种考据方法，重视实实在在的考究，从个别、小地方下手，因而吸引人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很大，乾嘉之学要继承，要发扬，但绝不能倒退到乾嘉考据之学的老路上去。
    西方与中国乾嘉考据之学有相通之处的，是普鲁士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学派，这一学派对我国近代史学影响甚大，应予研究。
    中国古代史学讲考据，强调信史之可贵。欧洲以及其他各国史学家亦莫不如此。德国普鲁士学派亦即历史语言学派，就是由重视考据，重视信史而驰誉于世界的。该学派的重要创始者兰克Ranke L.V.（1795～1886），在1824年发表的《罗马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或译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附录了《近代历史作者评议》一文，曾对意大利历史学家古伊齐阿底尼（1485～1540）的《意大利史》作了评论。在此之前，古伊齐享有盛名，人们或将其誉为希腊的修昔底德斯和罗马的塔西陀。而兰克却“批评古伊齐阿底尼的书，证明原书大半皆无批评的抄自他书。书中所举重要事迹，多与真像不符。条约与文书，皆意为去取，演说与辞令，半由臆造，记事不可尽信。同时主张，搜罗案牍、报告、古物与亲见亲闻的史料，加公告、日记、书札等，引用‘原手史料’（primary quelle），以说明当日历史经过的真相。所以兰克在《罗马民族与日尔曼民族的历史》序言中说，世人皆以为历史的职务，在鉴既往，明当代，以测将来。本书并无此等奢望，所要说的，只是往事曾经如何而已，……兰克的主张，简单说，即是赤裸裸的记述往事；不加任何藻饰。详细研究各个史事，不知道的存疑，切戒加以臆造，与杂以浮辞，再由各个史事的联贯中，了解他们间相互的关系。……”（注：姚从吾：《历史方法论》，《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一集，第13-14页，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71年版。）兰克与乔治·尼博尔（1776～1831）创立了“语言文字的批评方法”，瑞士费特尔（1876～1928）在所著《现代史学的历史》一书中，曾称誉尼博尔对史学的贡献：“从前的学者，拘守旧闻，不知搜求材料，征引古书，也常说明出处；但他们志在夸示博学，拉古人替自己圆谎，并不注意批评选择的工夫。志在欣赏文辞的优美，情节的新奇，并不问记事是否可信与可信的程度。语言批评派的史学家，受近代科学的指示，完全不是如此。他们对史料，不但不杂宗教、种族与文学的偏见；并且对史料常持寻源、怀疑与批评的态度。第一，要问材料的来源如何？即是史料本身是否是原手的史料？第二，要问所用材料是否掺杂有后人的意见？曾否被人修改？第三，原手史料不存，方许用最早的副料（转手的史料），但副料不能代替原料。第四，原料与副料价值的判断，依时间、地域、亲见或传闻为主；不偏重文辞的是否优美与形式的是否完备。第五，要注意记载人记载事实的动机与态度。尼博尔即是这一派的开创人。”（注：转引自《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一集《历史方法论》，第10页。）从历史语言批评学派主张来看，要广事搜集材料，重视原手材料，对材料进行审查，注意其真实性，其方法同样是考据的方法，同乾嘉考据学派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