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以成一家之言为贵。良史（good history）须由史学家包办全部工程，亲自搜集史料，全神阅读史料，细心考证史料，审慎消化史料，全书以独创的体例为纲领，以一致的义例作标准；文字表达，务求通达尔雅，思想发挥，不离事实驰骋；“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叫谨……微光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注：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如此则良史出，而劣史（bad history）绝迹。所以历史的写作，应是一人的专业。集众以写史，“是犹超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难期臻于理想。西方学者曾很明白的说：“历史巨著必须是一家之学，而非集众专家各出其所长以凝成。”（注：Bertrand Russell,History as an Art,Hermonould Memorial Lecture,1954,p.4.）
    时代演进，史料愈积，完全由一人写史的时代，逐渐进至集体写史的时代。这是中外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趋势。中国自唐太宗时代起，设立史馆以修史，历代因之，千余年不绝。此种史馆，一为修当代史的国史馆（宋以后名称），永久设置；一为修前代史的史馆，属于临时性质，其书修成，其馆即罢，这是所谓官修正史的史馆。国史馆中有难以数计的史官，专门执笔及时记载天下所发生的事件，也不断编纂当代的实录与国史；正史馆则集众撰修前代数十年或数百年的历史，如唐修晋、梁、陈、齐、周、隋各朝之史，宋修唐史，元修宋、辽、金三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是集体撰写的前代史，这也是中国驰名中外的所谓官修正史。其撰写的时间，有时很久，其动员的人力，有时无穷。以清修明史而论，清顺治二年（1645年）即设立明史馆，议定修撰明史体例。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开明史馆，正式撰修。当时为网罗天下英才，先举行了一次博学鸿儒科考试，录取彭孙遹、倪粲、朱彝尊、潘耒、汤斌、尤侗、毛奇龄等五十余人，这些人多是当时驰名学者，皆被安排在明史馆，从事修史。任史馆总裁的徐元文、叶方蔼又聘请了当时最娴于明史的万斯同，以“布衣参史局。”于是工作浩浩荡荡开始。万斯同则任审稿的工作，凡分撰之稿，皆由他审定。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明史》初稿500卷修成，雍正二年（1724年），诏张廷玉等再加修订，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是即现行332卷的《明史》，前后历时近百年修成，所动员参与撰写修订者多至数千百人（注：参见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惟动员的人数，已难精确统计。），这应是中外规模最大的集体写史事业了。
    西方一人写史的传统，至19世纪后期也发生转变。1896年10月英国史学家艾克顿（Lord Acton,1834-1902年）在给剑桥大学出版部理事会的报告中谈到编纂《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一事说：
    以最能嘉惠学林的方式，存留19世纪即将遗传下来的全部知识，诚为千载一时的良机。……审慎的分工，我们能完成此一盛举，且能将每一种文献与国际研究的最成熟的结论，呈献给人人。
    在我们这一代，是不可能拥有尽善尽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的，但是我们能整理传统的历史（conventional history），并且显示出我们已到达一新阶段，所有的资料都已掌握，所有的问题，都可能解决。（注：Lord Acton,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Its Origin and Production,pp.10-12.）
    这是期望尽善尽美的历史出现。资料全部掌握，问题一一解决，采取分工的方式，呈献国际研究最成熟的结论，一部无瑕无疵，后人不能复赘一词的历史，自然应运而出。于是艾克顿聘请了世界各地的驰名学者，就其所专长研究者，分题撰写，最后汇集在一起，这部《剑桥近代史》就问世了。以后陆续出版的《剑桥中世纪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剑桥上古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都是采取这种集体撰写的方式。其风气又漫延至世界各地，成为撰写历史丛书的典范。
    三
    历史写作，从一人写史，演变到集体写史，主要由于历史资料的激增。据近人指出，研究近代史，无论如何刻苦用功的人，都不能阅读已出版书籍的四分之一（注：参见李万居译法国里赛著《历史与科学》一文。）。英国的国家档案处（the Public Record Office），有年轻学者的牢狱之称（注：R.G.Weaver,The Material of English History,1938,p.71.），其文献以件数计，不知其几千万；以重量计，在千百吨以上。年轻、黑发、朝气蓬勃的进入其中，出来时可能已白发苍苍，濒于风烛残年了。西方的情况如此，中国亦然。中国到隋代，载籍已浩繁。唐太宗初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达20万卷以上（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经籍会通》条云：“太宗初即位，即置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其后记注制度益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急骤盈积，史学家以渺渺之身，已无法驾驭这些资料（安史之乱，所焚烧唐玄宗一朝的起居注，即3682卷）；天才的史学家，不能遍阅资料，如何写出客观可信的历史？集体写史，不得已而出，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万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
    惟集体写史，有其严重的缺陷。一代之史，仓卒成于众人之手，“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事实与事实间的和谐关系，无法建立，是必然的；深具意义的整体（a meaningful whole）、风格一致的文章，所赖以成一家之言的优越条件，消失于无影无踪，是无法避免的，历史可能不再优美可读；人类或将不再尊重历史。集体写史，缺陷如此，于是就有待建立具体写史的方法论了：
    集体写史，兼采一人写史之长，是集体写史的理想方法。有一位卓越的史学家，领导全局，整体由一人规划，宛如大匠的造巨室，良将的用三军，则一部水准以上的历史巨著，将幡然问世。清代史学家戴名世曾作比喻云：
    譬如大匠之为巨室也，必先定其规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审其势，堂庑之已正其基，于是入山林之中，纵观熟视，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栋也榱也，某石可础也阶也，入集诸工人，斧斤互施，绳墨并用，一指挥顾盼之间，而已成千门万户之巨观。良将之用众也，纪律必严，赏罚必信，号令必一，进止必齐，首尾必应，运用之妙，成乎一心，变化之机，莫可窥测，乃可以将百万之众，而条理不紊，臂指可使，兵虽多而愈整，法虽奇而实正。而吾窃怪夫后世之为史者，规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举步促缩，触事卼，是亦犹之寻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人之聚，而驾驭乘方，喧哗扰乱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为巨室，而用大众平哉！（注：戴名世：《南山集》卷一《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