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回忆录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回忆录的根本特性是追忆，因此不准确是难以避免的。回忆录作者的历史活动是通过记忆再现出来的，所以记忆是一个中介，记忆是否准确是回忆是否准确的前提。记忆是人的一种思维能力，它有因人而异（有人记忆力强，有人记忆力差）、随年龄增长而衰退、怀旧（随着年龄增大眼前的事容易忘记，很早以前的事反而记得）与印象的深刻程度相联系（特征明显、感觉特别的事物容易记住）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回忆录的真实性就不是指全部内容的完全真实，而是指主要事实的基本真实，在有关细节上，例如日期、人员、具体过程等方面可能记忆不准确。我们在使用回忆录的时候，对哪怕是基本真实的回忆录所提供的有关细节也要进行必要的核实。
    第二，细心处理缺少佐证、互相矛盾、曲意掩饰的回忆录。利用回忆录需要细心处理一些问题，一是回忆录提供的史实缺少旁证，它的真实性不能确认：或者是个别人提供的内容或细节没有佐证，既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或者是一个许多人参加的活动，多年以后各人对此说法不一，甚至互相矛盾，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这并不是大家的说法都不真实，而是许多说法中也许只有一种准确，但又不能肯定；或者这些说法都只有部分准确。二是人们写回忆录时，总会有一些顾忌，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人和事，就会有所保留，不会说完全。三是不能排除有的人在回忆录中推卸责任，为自己评功摆好，甚至伪造事实。这些情况需要仔细对待，有的需要认真收集旁证，有的需要互相参照，能够证伪的则要及时从史料中剔除。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陈洁如回忆录》最早刊登于台湾《传记文学》第61卷第1-6期（1992年），著名学者唐德刚曾在该刊第60卷第6期发表《私情的感念和职业的道义》加以推介。但是，许多人不以为然。胡元福、王舜祁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回忆录>外的查访》，后于《民国春秋》1992年第6期发表《陈洁如回忆录几件史事纠谬》，认为是伪作；杨天石在《团结报》发表《陈洁如回忆录作伪举证》，指出，“该回忆录中有若干部分，属于有意伪造”。陈兴唐、王晓华也在《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发表《陈洁如回忆录质疑》、《民国春秋》1993年第5期发表《记忆的偏差与编造的历史》，指出该回忆录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早年信函、毛思诚之孙毛丁所捐《蒋介石年谱稿本》、《蒋介石日记类钞》等，有许多事实或情节上的根本不合。
    第三，亲属的回忆是一个必须重视的资料源。不仅要重视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亲属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而且要注意采访亲属。为什么呢？（一）可以通过亲属帮助鉴定已经掌握的有关材料；（二）通过亲属核实其他回忆材料，把那些不清楚的细节、互相矛盾的回忆、不准确的结论尽量核实清楚；（三）亲属手里可能有若干尚未面世的资料；（四）亲属可以帮助提供重要线索，主要是时间、地点、参与人以及有关社会关系；（五）亲属常常本来就是某些重要事件的知情人。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称：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是在宋庆龄帮助下到达西安，并寻求一位王牧师的帮助的。这个王牧师是谁呢？他就是地下党员董健吾，当时是中共地下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他在抗战时期和地下党失去联系，后来为了糊口，在南京汪伪政权下的一个警察学校中工作，留下一段说不清的历史。1955年被以“汉奸反动分子”的罪名判处入狱，1960年由于斯诺想要会见他，才被安排在上海市参事室工作，1970年于上海去世，1976年始获平反。他的女儿董惠芳当时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她就是知情人。据她回忆，当年宋庆龄把一张名片剪为两半，一半先给了董健吾，另一半留给斯诺，作为他们到西安接头的证物。
    第四，无论当事人或者亲属所作的回忆，都难以避免感情因素。人们的历史活动是自身生命过程的一部分，他对这些活动肯定会作出自我评价。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相关的人，其评价都与对自己价值的肯定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褒贬必然带有感情因素，我们姑且把这种感情称之为“历史感情”。1990年10月，有我参与编撰的《山西王阎锡山》一书出版，1991年4月25日，山西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社科部的吕文载同志给我来信，称赞此书“多方掌握材料，力图就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展现历史的辩证法，时代纵横，人物动因，跃然纸上”。这位先生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原来他于1937年参加牺盟会，对阎锡山有一定了解，他认为我们比较公正地评价了阎。在信中，他一一列举了阎锡山积极抗战的表现，回忆了抗战前山西高中以上学生集训队的队歌：“弟兄们散开，--这地方是我们的，我们不挂免战牌，--守土抗战，谁说我们不应该？”吕先生对阎锡山的肯定，与对自己的革命历史的肯定联系在一起。文革中薄一波由于四人帮的诬陷受到迫害，吕先生这位老革命、老牺盟会员可能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此书引起他的共鸣可以想象。1981年8月，冯玉祥的儿子冯洪达出版了《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一书，称冯玉祥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一个坚决抗战的民族英雄，一个反对独裁以身殉职的民主斗士”[10]。作为亲属的回忆，如此推崇冯玉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亲属比其他人更多一些感情的成分。
    应该承认历史感情有正当性。人是一种感情动物，无论回忆自己的经历，还是回忆他人的往事，心理上的爱慕、感恩、自恋、怀旧、荣誉感、崇拜感等等情绪肯定会流注进去，有一点过头的肯定或者赞美不算什么。但是这和历史研究不是一回事。因为历史研究需要坚持真实、客观和公平的原则。真实就是不虚假，客观就是不加入自己的好恶；公平就是一碗水端平，按照统一的评价标准论人论事。我们把回忆录作为史料的时候，就要注意由于感情的作用，当事者或亲属的回忆会有片面性，或者有拔高甚至隐恶扬善的可能。比如，对亲属提供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很有褒扬意义的事实，就需要进行特别细致的考证。例如邓中夏原夫人夏明1978年发表文章说，1921年6月李大钊指派邓陪同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上海，布置中共一大的各项准备工作[11]。这个材料目前很少佐证，不能落实。
    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感情，是研究人员既无法完全摆脱，又必须注意克服的主观因素。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历史感情是科学正义的动力之一；在失去了基本的学术中立的情况下，它又是发生偏见的主观基础。史学研究是一项必须体现社会正义的事业，因此，研究人员需要用科学理性恰当地把握历史感情的限度。
    【参考文献】
    [1]彭德怀自述编辑组。彭德怀自述[M].人民出版社，1981.
    [2]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M].中华书局，1982.231-232.
    [3]何东。中国现代史史料学[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201.
    [4]柴成文。板门店谈判纪实[C].时事出版社，2000.
    [5]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Z].陆军编译局，1912.辛亥革命资料类编[Z].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一[C].华夏出版社，1981.
    [7]老照片：第24辑[Z].山东画报社，2002.
    [8]试论毛泽东诗词版本的意义[J].党的文献，2002，（2）。
    [9]林森。纪念胡氏之感想[Z].革命纪念日名人言论集[Z].南京提拔书店，1937.
    [10]冯洪达，余华心。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Z].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294.
    [11]夏明。缅怀邓中夏[J].湘江文艺，19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