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包含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人们关于对客观历史的理论性认 识，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理论；还有一个部分是人们关于对历史学的理论性认识，我 们称之为史学理论。由于这两个部分所要考察的对象不同，故有必要分别加以研究，以 推进对它们的认识。同时，由于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所以在讨论关于认识历史 时，也必然会涉及到史学；而史学家是史学活动的主体，所以在讨论史学家时，也一定 不能避开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可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又是有密切联系的。（注：关于 这个问题，人们在理解上和解释上不尽相同。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载1986年12月3日《光明日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 987年第1期；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编者序言》 ，商务印书馆，1997年。）本文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前提下，试就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 点作一初步的探讨。
    中国古代史学有没有历史理论？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困扰着许多史学工作者的 一个问题。有不少同行认为，中国古代史学长于记述而理论贫乏。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 这种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许多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领域是客观历史的某些方面 ，一般不甚关注作为一个学科的史学本身的问题，因而不熟悉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第 二，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因历史条件和自身的原因，长期以 来也未曾对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遗产作深入的和有系统的历史考察与理论说明。第三，20 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一些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著作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人们 的兴趣和关注；有些同行甚至以此为标准去反观中国古代史学，于是“理论贫乏”之感 油然而生。第四，对于东西方史学在表现其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上，未能充分考察到各自 的特点；换言之，在“理论”的探讨上，尚未能着眼于从本民族的遗产出发。总之，这 种情况的出现，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是专业工作者在研究上存在的不足所致。需要说明 的是，此种情况，近年逐渐有所改变，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开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作探索性的研究，于1 992年发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注：见《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注：中华书局，1994年，2000年第2次印刷 。）1998年出版了《史学志》，其中有“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的专章。（注：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8年。）当然，这些研究所得都是极初步的，它们只是表明：这方面的 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继续研究下去的。
    一、多种存在形式
    中国古代史学拥有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它主要表现为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形式， 是作为史书之构成的一个部分的“史论”；第二种形式，是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第三 种形式，是历史评论专书。多种存在形式，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特点。
    首先说第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最早见于《左传》中的“君子曰”。《左传》叙事， 间有议论，或以“君子曰”表示，或以“孔子曰”、“仲尼曰”表示，或引古书加以发 挥。其中，“君子曰”更具有“史论”的特点，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君子曰”所论， 大多借史事以论人物，而又多强调以伦理为基本的评论准则。如《左传·成公二年》记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 诗》曰：‘不解（懈）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谓矣。”这是说的蔡侯、许侯因不自 重而“不得列于诸侯”，进而引申到只有居高位者不懈怠，人民才能得以休息、安定。 这里讲到权位的重要以及国君同民众的关系。
    又如《左传·隐公四年》记：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石）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这是以下述史事发表的评论：卫国人州吁杀卫国国君而自 立，卫大夫石碏之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甚密，石碏乃用计杀死州吁，同时派人杀死本人 之子石厚，故《左传》作者称石碏为“纯臣”，表彰“大义灭亲”之举。《左传》的 历史评论多类此。因《左传》记春秋历史，而孔子为春秋末年人，故《左传》也引用孔 子言论来评论史事；从孔子来说，这带有批评时事的性质，而对《左传》作者和后人来 说，自也是评论历史的一部分。
    《左传》的“君子曰”这种历史评论形式，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史学上获得长足的发展 。《史记》的纪、表、书、世家、列传中的“太史公曰”堪为佳作，反映了司马迁的历 史见解，其中多有理论上的建树。在《汉书》等历代正史中，其纪、表、志、传中的史 论亦有许多佳作，不乏理论上的创见。以《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为代 表的编年体史书，在形式上可以说是直接继承、发展了《左传》的“君子曰”的风格， 所不同的是它们更着意于兴亡治乱之故的评论。以《通典》为代表的典制体史书，其历 史评论涉及到国家职能的各个方面，包含经济、官制、法制、地方建置、民族等。这种 形式的历史评论，在中国古代其他各种体裁的史书中，也不同程度的有所反映。
    其次说第二种形式。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占有重要的分量。 它们多存在于各种文集、总集、文选、奏议、书信之中，有些也散见于各种史书的征引 之中。就历代文集来说，历史评论的文章在在多有，且不乏千古名篇，如柳宗元的《封 建论》、欧阳修的《正统论》等，皆见于文集之中。又如总集《文苑英华》，专立“史 论”一目，所收历史评论专篇，以论历代兴亡为主，其中有的原文已佚，赖此得以流传 。有的历史评论专篇，久已遗佚，只是由于史书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来，如《国语·周 语下》载太子晋谏周灵王语、《国语·郑语》载史伯论周王室行将衰落语、《国语·楚 语下》载观射父对楚昭王所问语等，都是涉及历史进程问题的重要篇章。《国语》以记 言著称，所载时人问对，多含有评论历史的内容。秦汉以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 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后汉书·班彪传》载 班彪《王命论》；《三国志·蜀书》载诸葛亮《隆中对》；《旧唐书·马周传》载马周 答唐太宗问治国之方略语等，都是有名的史论和政论。此种专篇，史书中保存很多，是 一份极其重要的思想遗产。以上所举种种史论专篇，或指陈历史形势，或纵论兴亡成败 ，或阐说历史环境与政治体制之关系，或论述某个皇朝存在之根据，都具有鲜明的理论 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