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第三种形式。毫无疑问，历史评论专书更集中地反映了历史理论的面貌及其发 展趋势。在这方面，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倍受关注的。宋人范祖禹的《 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亦不失为名作。这几部书，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理论。那么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是否还有更多的著作，应当进入历史理论的视野呢？在这 个问题上，从研究工作来看，一是要深入发掘，二是要转换视角，改变一些早已形成的 观念。譬如《周易》这部书，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它。章学诚认为：“六经皆 史也。”他还用设问的口气，着意回答了《易》“与史同科”的问题。（注：《文史通 义·易教上》。）从前人解释《易》之三义来看，所谓“易简”、“变易”、“不易” 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到天地自然、社会人事、伦理原则等，（注：参见蒋伯潜《十三经 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02页。）其关于历史哲学之内容则居多。又如《 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历来认为是子书，但唐人刘知几说它们“多以叙事为宗， 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注：《史通·杂述》。）其中说理部分与历史理论颇相关 联。再如《盐铁论》之论国家财政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人物志》之论人物品评的原则 与标准，《帝王略论》之评价历代帝王优劣及其根据，《贞观政要》、《通鉴直解》之 论历史鉴戒与为政之道，《明夷待访录》之批判专制制度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关于历 史理论之书。
    以上所举三种形式，只是就历史理论在古代文献中的主要存在形式来说的，这里并不 排除还有其他的存在形式。
    二、深入探索的连续性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又一个特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的厚重，自然有自成体 系的著作传世，显示出理论上的分量。然而，它的厚重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人们对 重大历史问题的关注和探索的累代相传，历时既久而探讨愈深，从而形成了一些理论的 “重心”。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发展上的这一特点未曾十分关注，以为中 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体系，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连贯的和发展 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领域所致。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视角，就不难发现，前人对一些重大 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究是带有连贯性的；而这种连贯性的生成和发展，把历史理论不断推 向深入。
    这里，我们可以举兴亡论、君主论、封建论等一般理论层面上的几个问题来作简略的 说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很早就有关于君主的评论。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六主” 即六种类型的君主的见解，（注：《汉纪·昭帝纪》。）可以认为是比较系统的关于君主 的认识。唐初，虞世南著《帝王略论》，多用比较之法，纵论君主优劣，对唐朝以前的 历代君主进行全面的评价，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君主论”专书。其后司马光撰《稽 古录》，提出人君的“道”、“德”、“才”三者应有的准则，（注：《稽古录》卷16 。）是从正面阐述了关于君主的理论。北宋王钦若等编纂的《册府元龟》，其“帝王部 ”含81卷，分128门记君主事，是揭示君主和君主现象的综合性撰述。明末清初，黄宗 羲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篇对君主的产生及其作用进行分析、批判，把古代的 君主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焰。
    朝代兴亡，社会治乱，是历史上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西周初年，周公是十分注重 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历史的变动，王室的衰微，诸侯的兴灭， 促使史学家和思想家作深入的思考，《左传》、《国语》及诸子之书，多有这方面的讨 论。汉初，面对秦亡汉兴的巨大变动，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在探究其中的原因。 陆贾、贾谊、晁错的史论和政论，多有关于兴亡得失的名作。史学家司马迁更是明确提 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历史撰述任务。（注：《史记·太史公自序》。）此后，关 于兴亡成败的讨论，不绝于世。如唐初史家用比较方法探讨秦、隋兴亡的原因，（注： 《隋书·炀帝纪》后论。）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纵论南北朝的得失成败；宋代司马 光强调，一部《资治通鉴》的主旨即在于“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之事，（注：司 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而范祖禹《唐鉴》一书则是把揭示唐朝何以兴、何以亡 、后人何以为鉴作为撰述的目的；南宋史家为时势所激，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的 撰述主旨都以兴亡盛衰为核心；明清之际，朝代更迭，社会动荡，史学家的兴亡之论继 续深化，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在这方面影响力最大的著作。总之，关于 治乱兴衰的著作，举不胜举。这是因为，从社会运行的实际轨迹来看，不论是统治集团 ，还是下层民众，都希望社会得以长治久安，但客观形势却并非如此，朝代更迭有之， 天下大乱有之，人们不得不思考朝代何以兴、社会何以治的问题。此其一。其二，从思 想传统来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齐治平”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是中 国古代尤其是两汉以降士人的思想中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对历代史学家的撰 述旨趣有极大的影响，重视关于兴亡成败的探讨就成为他们的天职和本分。
    封建，即封土建国，即通常所称分封，是西周实行的政治体制。战国中期，商鞅在秦 国变法，始行郡县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是推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封建制即分封制，经 过激烈的廷争，秦始皇采纳了廷尉李斯的意见，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注：《史记·秦 始皇本纪》。）西汉初年，分封、郡县两制并行，始有异姓王的谋反，继有同姓王的叛 乱，一度造成政局混乱，后朝廷采用贾谊、主父偃等人之策略，使分封名存而实亡，西 汉皇权乃得以稳定。但在朝代的更迭之后，人们往往追慕封建之制，如三国魏人曹冏著《六代论》、西晋陆机著《五等论》，都是批评郡县制、肯定分封制。唐初魏徵、李 百药，中唐柳宗元等，又都是分封制的有力批评者。尤其是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 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和透彻的理论分析，阐明郡县制的优越和分封制的不可复，气势磅礴 ，前无古人，为后人大加称颂。明清之际，顾炎武纵观历史，细察现实，撰《郡县论》 九篇，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论述了兼采分封、郡县两制之长的主张，显示出辩证的 思想和历史的智慧，把关于分封、郡县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以上举出的几个问题，都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般层面上的重大问题。此外，还有天 人关系、古今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等问题，是属于又一个 层面上的历史理论问题。这里，我们举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为例，纵览人们对这 一问题的认识，同样是饶有兴味的。毫无疑问，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 展开。换言之，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